对于新疆、西藏，甚至青海的人来说，兰州就是繁华的内地;而对于很多东部的人来说，兰州就是骑着骆驼的西域。
兰州是中国唯一一座被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一条黄河将其劈成两半。
河两岸，南北两山夹河而立，城中人在这条狭长通透的河谷中生息。
回想我1994年在省人民医院实习时住在兰医二院的地下室，每天挤4路公交车去省院，星期天常和同学们在兰州接到上瞎逛。20年弹指一挥间。
吃在兰州是毋庸置疑的，兰州拉面绝对可以入选国家层面的小吃行列。可如果你想在兰州找到一家正宗的兰州拉面却是不可能的，这里有的是牛肉面。作为历史上沟通中原和西域的门户，兰州的饮食文化兼得汉回精华。如果你在兰州街头拉住一个本地人问询哪里有好吃的，他必定会指给你一家回民店。没办法，谈到吃肉，没有一个汉人能专业过回民。即便像洋芋片、灰豆这样的特色小吃也无不浸染上一股异族风味，引得食客集至。这种情形之前在西安也遇到过，但凡找美食，必定是在回民最多的地方。
在兰州，几步就有一家牛肉面馆，味道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店。不过，口碑最好的店都是些只有一两间铺面的小店，面随汤走，每天下午两点左右铁定关门。
全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兰州正宗牛肉拉面馆”。但标着“正宗”两字的基本都不正宗。这些牛肉拉面馆大都是他们的邻居青海化隆人开的。“兰州人种树，化隆人乘凉。
兰州人都说，牛肉面出了兰州城就不行了。寻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脱离了兰州那样一个方言粗粝，饮食刺激，性格急躁的城市，牛肉面的性格也就软化，有时甚至连辣子都不放而以甜腻的辣酱代替，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了”。
这里有强大的浙江商会，占据着兰州的各行各业。
这里的最有名的百货商场是国芳百货，整个兰州只有数的过来的几家华润万家，这里没有万科，没有万达广场，没有龙湖天街。
这里还最有名的是摸吧，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 (more…)
31 12 月, 2014
20141221兰州市内骑行瞎逛
28 12 月, 2014
26 12 月, 2014
20141214骑行定西顺路参观重修的中山垒遗迹
明军三攻甘肃
元末明初，明军攻克甘肃的战斗波折不小，从洪武二年到洪武四年，明军主力先后三次进军甘肃，最后在沈儿峪彻底击败元军残余主力后，才彻底攻占甘肃。
明洪武元年（1368年），名将徐达率领大军北伐元政权，顺利攻克大都北京后，随即将进攻的主要目标定在追击逃亡漠北的元顺帝和扫平西北方李思齐、王保保等元军残余集团。
据《明史纪事本末》等记载，当时元军残余主力分为四部分：忽答驻扎在山西大同一带；扩廊帖木儿（王保保）先后占据山西、甘肃，纳哈出占据内蒙哲里木盟一带；失刺军占据甘肃的武威等地。
这四个元军残余势力，”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还拥有大批的牛羊、武器装备，战争潜力非常巨大。
元将王保保的传奇
扩廊帖木儿（王保保）是元末比较有名的地方实力派，他是河南沈丘人。今天，很多人知晓他要归功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在该书中王保保是个非常忠于元朝皇帝的将领。在现实中也是如此，王保保对元顺帝忠心耿耿，连朱元璋都称赞他。元王朝是从蒙古高原上崛起的王国，元太祖成吉思汗几乎是白手起家，依靠过人的才智，短短几十年内就成为世界为之颤抖的人物。因而，朱元璋非常害怕元顺帝及其后来者，会像成吉思汗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再次崛起。故此，攻克大都后，朱元璋立即决定兵分两路乘胜追剿元军残余势力。明军主帅徐达率一路出西安，主要目标是攻占定西、临洮等地，追击盘踞甘肃一带的扩廊帖木儿、李思齐等人；另一路从居庸关出发继续追击逃亡漠北的元顺帝。出西安的明军，于洪武二年三月攻占凤翔府，将盘踞关中的元将李思齐击败。李思齐一退数百里，逃到甘肃临洮，观望明军进攻方向，同时摆出进入青藏高原的架势。徐达和明军各路将领商讨形势后认为，临洮是甘肃的军事要地，如占据临洮明军就可以夺取战略上的主动，向西南可以取河湟，向西可攻河西走廊。于是，明军在徐达的指挥下，一路西进，先后攻克陇县、天水、武山、直抵巩昌（今陇西），元军守将不战而降。随即攻克定西，然后明军分两路进兵，冯胜率一队人马取临洮；顾时、戴德率领一路进攻兰州。此时元军残余势力已四分五裂，人心不稳。李思齐无奈投降了明军，而兰州也被明军顺利攻占，占据兰州、临洮后，明军分兵进攻各地，陆续攻取会宁、静宁、平凉等地。至此，兰州及其周边的大部分地区为明军攻占，洪武二年九月，徐达、汤和等人率军班师回南京。谁知明军刚退，扩廊帖木儿就从河西卷土重来。兰州首当其冲，被扩廊帖木儿的大军团团围住。 (more…)
消失的“大V”
大V是谁？大V是粉丝很多且愿意针对公共事务批评建言的人。这是微博兴起几年来对公众舆论场的一个贡献。不过大V的消失不是偶然的，尽管2014来得更猛些。早在2013年，大V就经历过一连串污名化的过程。以薛蛮子的嫖娼事件为标志，在央视的直播悔罪镜头之下，大V经历了一场声势不小的污名化运动，随后大V们似乎进入了一种甩不掉的“自污模式”（看起来是这样，你懂的），有的嫖娼，有的吸毒，大V先前在网络舆论场所积蓄的道德魅力，在污名化运动中很快就被消解了。
有一阵子大V成为传统媒体隐而不发的敏感词，而基于上述种种中国式的原因，在人们的线下聚会中，大V渐渐沦为令人避之不及的词儿，当朋友们介绍谁谁谁是大V的时候，被介绍者甚至经常自嘲“你才是大V、你全家都是大V”，曾经近似于风云人物的“大V”，在词义的根儿上被朝野合力彻底地解构了。
到了2014年10月，曾因吸毒被拘的大V宁财神，以50元人民币把微博“卖”给了和菜头，“之后，此账号一切言论皆与本人无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起反讽性十足的网络行为艺术，使我想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的名句：“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r。”而李开复的微博也已彻底沦为一碗升级版的心灵鸡汤。
这是令人伤心的过程。一个好词的倒掉预示着在观念较量中，至少在可见的明面上，正义的一方败给了非正义的一方。实际上“大V”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屏社交时代的临时替代品，没想到它的生命周期如此之短，“公共知识分子”在纸媒介及PC时代仍是一个公共正义的代名词，但在微博时代却被简化为“公知”，进而污名化。“大V”步“公知”的后尘，倒也不算太意外。
大V和公知的污名化，与社会整体道德感的下滑相表里。道德有一内一外、一刚一柔相互渗透的二度交织结构，在外表现为公平正义的朴素的刚性结构，在内孕藏着仁慈博爱的温暖的柔性结构。譬如鸡蛋之蛋壳与壳中的幼仔。壳之不存，生命焉附？大V与公知消退了，社会道德能好吗？ (more…)
25 12 月, 2014
18 12 月, 2014
20141217骑行新集田坪村
今天骑行主要是为了走亲戚，走的路线是些山大沟深的地方，也可以一窥黄土高坡的荒凉。
20141217骑行新集田坪村
今天骑行主要是为了走亲戚，走的路线是些山大沟深的地方，也可以一窥黄土高坡的荒凉。
17 12 月, 2014
反思TD-SCDMA
随着4G（第四代移动通信）时代的到来，中国移动将不再追加TD-SCDMA（3G技术标准之一，仅有中国移动采用）的新建投资。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TD-SCDMA将走向自然衰亡。
中国电信业内早就众所周知的TD-SCDMA真相，终于公之于天下。铁一般的事实是，它从来就不是什么“自主知识产权”，而是西门子公司数年前就淘汰的技术。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西门子将该技术 “赠送”给前身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大唐公司以借道中国。在世界各国都“懒得理你”的情况下， 2000年5月，这一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ITU）批准为国际标准。
当时，作为中国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对TD-SCDMA的态度非常明确。2000年底，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就指出：“尽管中国把TD-SCDMA申请为国际标准，但绝不意味着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国家标准。3G（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应用、是需求、是市场。”为此，他特意回顾了中国在技术标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第一代移动通信，中国嫁接了欧洲的技术和美国的频率，结果非驴非马，独此一家，不但没有规模经济性，而且无法国际漫游，发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第二代移动通信，中国采用了“原汁原味”的国际主流标准GSM，才取得了后来的超高速发展。
中国TD-SCDMA错误决策
但是偏偏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以及大唐公司中的一部分人，借助“国际标准”，将TD-SCDMA包装为“自主知识产权”，不仅因此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同时让其成为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创新型国家”的样板。但是，即使在“紧密团结在核心周围”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一标准的推广依旧受到各个电信运营商的一致抵制，而信息产业部也始终对其存在的问题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记得当时的王旭东部长在说到不能轻易推广这一标准时，就曾经面对笔者直言：“阚教授，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2008年3月中国政府换届，王旭东调任“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而李毅中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包括煤炭安全生产）局长升任工信部部长。没过几天，他就以“迎奥运”为名宣布：TD-SCDMA自4月1日起由中国移动试运行。几个月后，信息产业部又强行颁发了TD-SCDMA牌照。从此，中国电信业开始了“TD时代”的苦难历程。
2009年，以苹果公司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终于为3G带来了多年来苦苦求而不得的“杀手应用”，从而改变了全球运营商普遍亏损的窘境，而中国的3G市场也开始了快速发展。不过，中国移动的TD网络却因其服务质量低劣而受到消费者的强烈抵制，经营状况惨不忍睹。为了应付来自“上边”的压力，中国移动采取了TD用户不换号、不换卡、不注册登记的“三不”原则，使自己的用户数据“死无对证”。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是，一方面，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中国移动TD用户数量始终占3G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但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就会明白，真正的用户数量，是否有公布数字的哪怕十分之一？
最为突出的矛盾出现在微信用户迅速发展到几亿之后。中国联通的WCDMA与中国电信的CDMA2000网络正常运行，并与微信合作。而中国移动因为不得不把自己的数据业务转移到以前的2G网络，所以完全无法承载如此巨大的流量。去年上半年它与腾讯之间爆发的“微信收费”大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4G重蹈TD决策错误覆辙？
终于，随着2013年中国政府又一次换届，中国移动也迎来了跳出TD无边苦海的时机。它迫不及待地推行4G，而几年来苦苦经营的TD也行将退网，几千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即将被抛入大海。至此，中国在TD上的“创新”以失败告终。
然而，TD造成的损失，绝不仅仅限于被交了“学费”的几千亿元国有资产。它给中国电信业，以至整个信息产业带来的恶劣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
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国的4G不采用世界主流的FDD-LTE制式，而采用了仅占世界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TD-LTE标准。更无道理的是，不但中国移动要用TD-LTE，而且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这两家根本不要求上4G的运营商也必须耗费巨额资金、立即开始铺设TD-LTE网络。实际上，各个电信运营商早就测试了这两种标准，得出的明确结论是，FDD-LTE在基站覆盖等各方面都明显优于TD-LTE。但是，在强令TD-LTE上马的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包括发改委、工信部及中国移动等）不顾LTE与3G技术毫无关联的基本事实，编造了“TD-LTE是TD-SCDMA的自然延伸”的谎言。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继续掩盖TD-SCDMA的决策错误。如此一来，中国的4G网络就必将成为TD-LTE和FDD-LTE的“混合组网”，而消费者也必须使用兼容二种标准的双模手机，运营商和消费者都将受到长期的损失。
有人认为，TD-SCDMA促进了包括大唐公司在内的中国电子元器件和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所以还是值得的。不过，世间的任何坏事，一般都会有其受益者。地震火灾，建筑商受益了，没有人会说这些自然灾害是上帝的英明决策。在TD造成几千亿元损失的同时，同样也必然会有受益者：一些人升官，一些人发财，一些本来毫无市场竞争力的电子器件和设备制造企业也为之受益。在整个社会因为TD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仅仅着眼于由此受益的个别行业和企业，是荒谬的。退一万步，即使中国真的对某种产品有特殊需要，本来也完全可以像“两弹一星”那样，将其隔离于市场之外，避免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 (more…)
16 12 月, 2014
无人喝采
无论官媒如何报道刘铁男案，在徐才厚案、周永康案的冲击下，人们也已经对刘铁男案没了兴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网络大V张鸣在腾讯微博说：「刘铁男的案子宣判了，经记者提醒，我才注意到。这个案子的宣判，在网上直播，但关注度之低，令人惊讶。这年头，大案子太多，人们都去看那一卡车一卡车的钞票去了。」
之所以无人喝彩，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人们对巨额贪污没有实际概念。数额越大，越容易成为数字符号。多少车的钞票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普通人的想法是，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那么多钱咋花呢？贪点就行了，贪污那么多，真没什么用。用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的话来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现在可以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人死了，钱都没花成。
第二，反腐败的红利没有馈赠于民。普通人只有看反腐热闹的份，那些钱就是被政府相关部门没收，也不会馈赠于民。穷的仍然穷，富的依然富，贪官的钱不会从民众中来，回到民众中去。反腐败带来的红利，似乎永远与穷人没有关系。既然与民众没有切实的利益关系，公权力反腐败越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反腐败的关注度就会越低。
第三，审腐疲劳。这如同看了通宵电影，无论电影多么热闹，在看到最后一部的时候，人们也都累了，困了，产生审美疲劳。同样，反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时间久了，人们也会出现审腐疲劳。除非反腐败又出现了惊人的新亮点，但新亮点过去，涛声依旧。
第四，缺少公民有效参与渠道。反腐败，必须要有公民的积极有效的参与。国家之权，来于公民，国家者，公民之国家也，而不是公民者，国家之公民也。公民积极有效地参与反腐败，才会产生政治责任感。没有公民参与的反腐败，反腐败也就是不断地上演政治大戏而已，戏一落幕，观众自然退席。
这个国家，难以说是公民之国家，公民参与反腐败，充满着政治风险。谁都知道，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的后果就是调离了原单位。反腐败，公权力自己反可以，公民不可以。即使公民反腐败，也不能打老虎，只能打苍蝇。打老虎是公权力的特权。
第五，刘铁男只是一只小苍蝇。刘铁男与徐才厚、周永康比较起来，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苍蝇，而且还是一个小苍蝇。小苍蝇案与大老虎案并存，却不能比。三千多万的腐败与几亿甚至上百亿的腐败案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第六，文革回潮更让人恐惧。人们对徐才厚案、周永康案的关注，也是关注对他们二人进行批判的文革式语言，徐才厚被《解放军报》称为「国妖」、「两面人」，周永康被《人民日报》称为与顾顺章一样的叛徒。这种文革式语言的大批判，着实让人吓了一跳。也可能下一步对更大的老虎的批判会享受刘少奇一样的污化待遇，即叛徒、工贼、内奸的待遇，而且是一批叛徒、工贼、内奸混进党和政府里，下一步就是叛徒、工贼、内奸。
成品油消费税的连续上调的投机性随意性
财经界最近引发争议的最大新闻，是成品油消费税的连续向上调整。
从舆论层面看，国内财经界最近引发争议的最大新闻，既不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也不是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而是成品油消费税的连续向上调整。
在短短不到半个月之内，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连续下发通知，分别上调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的消费税。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先是在11月29日提高到1.12元／升，接着又在12月12日提高到1.4元／升；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也相应的由0.94元／升提高到1.1元／升。而在同一时期，国际油价下跌了却超过20%以上，达到了五年以来的新低。
因为上述加税行为严重挫伤了社会对成品油的降价预期，也压缩了国内油价下调的空间，所以立刻在网络空间引发了巨大争议。普通民众对加税的不满在网络评论上已经溢于言表，专家们则普遍质疑以这样高频率随意加税的法理基础和政策本意。
站在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在国际油价达到新低的时候推出加税，既可以冲抵经济紧缩周期CPI的数字表现，也能建立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税基，又能冲抵中俄石油交易所带来的外贸损失，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但是从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反应，乃至从更关键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分析，这样具有明显投机色彩的随意高频率加税的做法显然有点得不偿失。
首先是在短短半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加税，凸现了这项政策出台的随意性和粗糙性，说明有关部门，也就是才政府和国税总局在制订加税政策的时候，根本就即缺乏有效的政策调研，也缺乏对市场的科学预期，由此而让人对政府部门其他决策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也产生广泛质疑。
其次，这两次加税即没有经过公开听证，也没有经过人大讨论，而是由国务院下属的两个部门以一纸通告的方式就可以立刻实施，也让人对这种政策出台程序产生了严重质疑。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