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大同市民以签字请愿,甚至上街下跪的方式挽留耿市长的图片出现在互联网上,在中国民众普遍抱怨当今吏治的背景下,这一幕仿似“万民伞”的场景着实让围观者大感意外,进而怀疑。
东方早报2月17日所刊整版报道《留住耿市长》,以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瞭望东方周刊、太原日报、大同日报、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的方式,对事件原委做出梳理:“2月7日,山西省委决定,耿彦波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大同市民却舍不得耿彦波……欢送现场,多名官员落泪,并称‘自己心里很难受,只因为耿彦波是一名好市长’……听到消息的上千市民也自发送别耿彦波,并有不少市民用泪别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舍情绪……2月8日上午,大同市民在耿彦波修复完成的东城墙下,发起‘签名留人’活动。2月12日,正月初三,大同市民再次来到东城墙广场联合签名,表达对原市长耿彦波的留念之情。”
根据这篇报道,耿市长之所以有如此民望,是因其对大同的城市改造思路与实效:“2008年2月,从灵石、榆次、太原一路走来的耿彦波上任‘中国煤都’大同市长后,雷厉风行地修路、种树、拆迁、造城,一时间古城复兴工程遍地开花,似乎要让‘煤都’大同瞬间‘回到明朝’,坊间因此赋予耿彦波为‘造城市长’。此外,也因其‘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曾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当地民众也有称耿彦波为‘耿黄牛’。他的爱人对耿身边的官员说,你们谁有本事让他一个月休息两天,‘我感恩戴德’”。
东方周报副总编辑舒泰峰的博客内容也是东方早报主要引述来源,这位媒体人自称曾多次采访过耿彦波,据其分析,“大同改造未竟,非耿所愿,亦非大同人所愿。大同人不愿意耿彦波离开,一是受其精神和魄力的感召,感情上难以接受其离开。二是担心耿的城市改造计划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另一个现实的因素是,大同改造计划规模宏大,牵涉甚广,居民安置、工程款支付、资金后续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正是根据这篇集纳报道,多有报章介入评论。南方都市报与新京报18日同刊评论,针对“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政府要说话算数,新官要理旧账”的大同市党政负责人承诺,解剖民众心态:“只有制度健全了,才能有一个持续的高效而利民的政府,才会让人们不再看到一个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就生怕他跑了,想方设法留住他,怕摊上一个不如他尽责的官员”;“不可否认,现实中因官员调动而使地方发展规划另起炉灶的事,并不鲜见。其结果,是地方官员不适应,民众不适应,造成了新的资源浪费。” (more…)
27 2 月, 2013
争议市长
志愿平坟团
昨天曾多有报章转发新华社对1月热点新闻的结局追问,包括“房媳”、“房姐”以及云南镇雄滑坡等。其实,有一桩话题是被大大地漏过了,因为此事不仅未有下文,且双方剑拔弩张,对峙局面毫无缓和之意。
就是河南周口那些平了又复的坟头。
中国青年报今天刊出《周口圆坟:魂灵安息,人心安放》,展现坟地之于家族的关系:“圆坟当天,不仅年轻人出动,部分腿脚不灵便的老人,也在家人的搀扶下,到现场鼓劲儿。就连个还没铁锹高的孩子,也拿着小铲往坟头添土。他们添的土,就是当初平掉的。有人还发现,几个老人干瘪的眼睛中还含着泪。有老人甚至还拿着铁锹,颤悠悠地添了几锹土。两个小时后,王家祖坟中166座圆锥形的坟包重新隆起,就像新起的坟一样。”
作为家族长辈,老王在文章开头向记者解释说,“我们也知道圆坟不符合政策,可祭奠祖先总得有个地儿吧!不圆坟,我们到哪祭奠?”而编辑们更展现了以下一段提要:“‘要是祖坟保不住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淡化?’王家一名在外读书的大学生说,‘长此以往,王家互相帮助、互相激励的局面也许就不存在了。’”
是华商报20日对周口太康县“一夜之间,至少半数平掉的坟头被圆起”的报道,把这桩争议重新拖回了节后的公众视野。记者就此观察网络舆论后颇有感慨:“‘周口圆坟’是许多周口人春节期间遇到的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新浪微博网友@洛阳杜康说,周口市200万坟头在龙年的一场平坟运动中荡然无存,而蛇年春节至今还不到一周,200万坟头重新隆起挺立。所有的暴戾都抵不过传统的柔韧,所有的争议都烟消云散。正如一位前媒体人士的评价:农民以自己的智慧,保存着自己对祖先的信仰。”
你们的快乐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上。21日,河南日报当即以“本报记者”的署名方式,刊出《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持续和谐推进殡葬工作》,承认“有少量先前平掉的坟头被悄悄隆起……约占2012年秋冬平坟总量的7.7%”,“破除几千年传统习俗,并非易事,个别群众出现一些思想波动在预料之中,也可以理解”。
于是,这份河南省委喉舌要替本地官员鸣冤,强调“不允许再平坟”和周口殡葬改革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说法都是群众误解,进而希望上级主管部门能够挺身而出“做更多的解读”。 (more…)
26 2 月, 2013
“秘密”;“国家秘密”
各地都市报今天的时评头号选题是土地污染。
法制日报昨天一则《律师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信息,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的报道,经由门户、微博扩散后,今天引发媒体评论员群起抗议:新京报《土壤污染信息是“国家秘密”?》、扬子晚报《总生活在“秘密”中难有安全感》、成都商报《靠“国家机密”捂不住环境问题的盖子》、钱江晚报《国家秘密”,何其多也》、大河报《封锁信息成就的不是“秘密”是灾难》、潇湘晨报《土壤污染信息并非不可言说的秘密》、华西都市报《从公布数据开始,为土壤治污蓄力》、现代快报《有限开禁污染信息符合最高利益》、环球时报《环保部应公开土壤污染信息》;新闻晨报、晶报、中国青年报异口同声,逼问“土壤污染算哪门子秘密”;南方都市报和东方早报则均以@人民日报昨日质疑助阵,即“是涉及秘密不便公开,还是担心引起不满不敢公开?非典疫情初期和PM2.5引发关注时,都曾是不能言说的秘密,说开了天也没塌。遮掩只会让人猜测:我们被骗了”……
25 2 月, 2013
你跌你的,我涨我的
油价上调还是来了,决策者选在元宵夜,按照晶报封面头条的说法就是“年刚过完油价就涨了”。
虽然比坊间此前预测的时间点晚了一周,但却不会给发改委带来多少“照顾民众节日心情”的赞赏,因为,很不幸,恰恰也是昨天,撞上了台湾宣布下调油价。
于是,南方都市报就以“同日调油价:大陆涨,台湾降”作为整版标题,并启发五大门户均在首页重点呈现这场对比。在《内地汽柴油价今起每升涨0.22元和0.25元》、《多城市油价重回8元/升》的头条下方,搜狐腾讯和凤凰网均加注“国际油价大跌促成国内上调油价”之标题,即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林伯强教授在中新社报道中所作分析,称之所以首度在非工作日期间“紧急”发布调价指令,是“鉴于目前国际原油的下行走势,如果发改委继续延迟到下周上调油价,本轮油价调整或有搁浅可能。”
“大跌促成涨价”——这样的对比当然在微博论坛上激发纳闷、抱怨。@范炜怒斥“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涨价理由吗”;@李承鹏讽刺“一直以为两岸隔着一条海峡,现在才懂了实际是隔着一发改委……我对两岸统一没预期,我对两岸油价统一很预期”;@王冉对两桶油和发改委的追问除了“难道国际原油价格在同一天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当然也不会遗漏雾霾罪状:“你们加油站里的油品质量同欧美国家相比是否达到同一水平,可否请国际权威机构来中国在媒体监督下进行测试并公开发布测试结果?”
昨天带头对比“一涨一降”的南方都市报今天并未说明此番原委,倒是同城的广州日报厚道,写明“调价机制不同致调价方向相反”,并有注脚:“记者发现,大陆油价上次调价日期为2012年11月16日,两次调价间隔70个工作日。在这期间,台湾已经调整了14次,累计上涨幅度达0.32元人民币,涨幅高于大陆。”
这种“别人差、我们好”的描述,并不符合中国互联网舆论的“政治正确”,门户编辑和微博发言者自然也就意兴阑珊。只是环球时报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今晨已刊《油价讨论切忌情绪化》,由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专程点出“甚至还有人特意指出在中国大陆上调油价的同时,台湾地区恰好在下调油价,掀起了一波情绪高峰”:“在国际油价上涨趋势明显时期,调价周期长,显然对消费者更为有利。但在价格问题上,中国人一贯表现得较为情绪化,尤其是油价上涨后,几乎所有社会相关行业都会以此为由抬升价格,从而加重社会生活成本。因此,即便有人明知两岸油价调整行为并无真正可比性,这个消息也依然成为大家表达情绪的载体。” (more…)
你跌你的,我涨我的
油价上调还是来了,决策者选在元宵夜,按照晶报封面头条的说法就是“年刚过完油价就涨了”。
虽然比坊间此前预测的时间点晚了一周,但却不会给发改委带来多少“照顾民众节日心情”的赞赏,因为,很不幸,恰恰也是昨天,撞上了台湾宣布下调油价。
于是,南方都市报就以“同日调油价:大陆涨,台湾降”作为整版标题,并启发五大门户均在首页重点呈现这场对比。在《内地汽柴油价今起每升涨0.22元和0.25元》、《多城市油价重回8元/升》的头条下方,搜狐腾讯和凤凰网均加注“国际油价大跌促成国内上调油价”之标题,即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林伯强教授在中新社报道中所作分析,称之所以首度在非工作日期间“紧急”发布调价指令,是“鉴于目前国际原油的下行走势,如果发改委继续延迟到下周上调油价,本轮油价调整或有搁浅可能。”
“大跌促成涨价”——这样的对比当然在微博论坛上激发纳闷、抱怨。@范炜怒斥“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涨价理由吗”;@李承鹏讽刺“一直以为两岸隔着一条海峡,现在才懂了实际是隔着一发改委……我对两岸统一没预期,我对两岸油价统一很预期”;@王冉对两桶油和发改委的追问除了“难道国际原油价格在同一天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当然也不会遗漏雾霾罪状:“你们加油站里的油品质量同欧美国家相比是否达到同一水平,可否请国际权威机构来中国在媒体监督下进行测试并公开发布测试结果?”
昨天带头对比“一涨一降”的南方都市报今天并未说明此番原委,倒是同城的广州日报厚道,写明“调价机制不同致调价方向相反”,并有注脚:“记者发现,大陆油价上次调价日期为2012年11月16日,两次调价间隔70个工作日。在这期间,台湾已经调整了14次,累计上涨幅度达0.32元人民币,涨幅高于大陆。”
这种“别人差、我们好”的描述,并不符合中国互联网舆论的“政治正确”,门户编辑和微博发言者自然也就意兴阑珊。只是环球时报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今晨已刊《油价讨论切忌情绪化》,由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专程点出“甚至还有人特意指出在中国大陆上调油价的同时,台湾地区恰好在下调油价,掀起了一波情绪高峰”:“在国际油价上涨趋势明显时期,调价周期长,显然对消费者更为有利。但在价格问题上,中国人一贯表现得较为情绪化,尤其是油价上涨后,几乎所有社会相关行业都会以此为由抬升价格,从而加重社会生活成本。因此,即便有人明知两岸油价调整行为并无真正可比性,这个消息也依然成为大家表达情绪的载体。” (more…)
22 2 月, 2013
观《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感想
中央电视台2月19日晚间播出了第十一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正式揭晓。新浪微博发起“这些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哪位最让你感动?”活动,有近480万网民参加了讨论。当然有网民称央视的节目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也有很多网民对央视每年进行“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活动表示质疑。
你在看感动中国吗?感动了吗?我怎么感动不起来呀? 到是很伤心 这么多人不能享受正规的医疗,靠一个残疾人支撑他们的生命;在一个没有社会援助体系的社会,一个教师活的这么辛苦…
我想问问:那么多年,央视做过什么感动中国的事?天天干着丑事,却年年推出几个人企图感动中国,感动得了吗?
一个看到老人跌倒都没人敢扶的社会,就不要兴师动众演大戏了。很多问题靠感动是解决不了的,是要靠法治。央视不想着如何监督权力,天天琢磨树立道德典范,拉出来感动中国,就是权力下的摆设。是以个体的善,来掩盖整体的恶。
看每一年的“感动中国”就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患了什么病,每一年必出现的有科学家、农民、教师,出现民族问题的时候必出现少数民族代表,陆台关系需要时就把老兵请来(尽管这件事在好几年前就上《读者》封面了),急着反腐就要拿出官员的良好典型。
21 2 月, 2013
19 2 月, 2013
中越战争34年祭
在34年前的今天,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进行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的边境战争,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战争进程及胜负如何,战争对交战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香港军事专家杨达对德国之声记者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中美相互靠拢无疑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越战结束后,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制止苏联的”亚洲古巴”、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了。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以及双方的领土争端。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据颇具影响的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当然,中国在打这场战争时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但军事问题专家杨达认为,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而不怕中苏边境出现战事,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 (more…)
中越战争34年祭
在34年前的今天,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进行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的边境战争,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战争进程及胜负如何,战争对交战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香港军事专家杨达对德国之声记者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中美相互靠拢无疑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越战结束后,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制止苏联的”亚洲古巴”、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了。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以及双方的领土争端。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据颇具影响的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当然,中国在打这场战争时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但军事问题专家杨达认为,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而不怕中苏边境出现战事,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 (more…)
缅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世界经济导报》
1978年,中国全国当年通过邮局公开发行的253种报纸中,经济类的全国报纸只有1份。两年后,到198O年年底,邮局发行的382种报纸中,经济类全国报纸已增加到四份:《财贸战线》报(1978年7月由当时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创办,1981年改名《中国财贸报》,1983年在此基础上创办《经济日报》)、《市场》报(1979年10月由人民日报社创办)、《经济生活报》(198O年1月由浙江日报社创办,限国内发行)、《世界经济导报》(198O年6月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共同创办)。
这四份经济类报纸,一份是由中央国家机关创办,两份则由中央或省级新闻单位创办,仅《世界经济导报》是由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创办。本文主要介绍当时这两家学术研究机构如何会创办这份报纸,以及创办这份报纸中的一批老报人当时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又是如何解放思想,在经济报纸的创刊中寻求突破、有所创新。
从《世界经济资料》到《世界经济导报》
还是在1978年的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世界经济科研规划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面对国内对外经贸人才匮乏问题,当时议定要在上海办一报、一院,即一份报道世界经济的报纸,一家教授世界经济的学院。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中心,它曾经的繁荣,造就了一批知名的报业和一大批新闻从业人员。在上海办一份世界经济类的报纸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和经济报业发展的深厚环境。
1979年下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始承担起创办出版一份报道世界经济的报纸。他们认为,建设现代化强国首先需要了解世界,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加上“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大家对国门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光是研究世界经济的专家、学者急需了解和研究现实的世界经济理论、形势和发展趋向,其他方面的人士也都很想了解国门外面的世界经济究竟如何。同时他们还认为,当时在报道世界经济方面的各种限制框框要比报道国内经济少,因此办份报道世界经济报纸的政治风险也一定会小些。
在筹划办报过程中,有一批上海滩的老报人逐渐聚拢到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参与创办这份报纸。这批老报人曾是上海滩的知名新闻记者和编辑,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不是被戴上错误的帽子,就是归入到在新闻界不得重用的名册,他们多数被迫去做工、务农、从教等,留在新闻机构里的则也被边缘化,不能从事自己心仪的新闻事业。1978年,《光明日报》“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以及这年末党的全会上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激起他们重新能够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种渴望。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