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钟铸有铭文436字，分布在横3层竖8列的共24个方格之内。
上层为佛号（神号）：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过去七佛、南无十方诸佛、南无诸大菩萨、南无一切贤圣、金刚密宗。
中层为颂祷辞和级别较高的衔名，两者间隔安排。
颂祷辞为：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富国安民、法轮常转。
衔名为（笔者为了表示区别，把同一格内的人名用逗号隔开，格与格用分号隔开）：
起覆修寺、右武大夫、成州团练使、煕河路兵马钤辖、陇右都护马祐昌；
承信郎、权秦州甘泉堡巡检郭源，武节郎、充会宁关使、权第四将张文广，武德郎、秦风路第四将仲元（允？）；
武翼郎、前知怀德军胜羌寨阎英、妻纪氏、男询，武功大夫廓州安抚使纪震，秉义郎、权秦州甘泉堡交易所马泉（？）；
承信郎、监秦州甘泉堡酒税务李珙，从义郎、权秦州甘泉堡兵马监押张裕，秉义郎、管句秦州甘泉堡公事乔勋。
下层全为不同身份的“助缘”人名（亦用标点符号区隔）：
方仪，张仲安，智遇――先为狱吏，后剃为僧，发愿铸钟；
秦州甘泉堡行香寺管句僧惠荣，前管句僧道成，缘化僧智遇，法师僧法隆，法师僧悟真；
钟匠卜济、陈景仁、侯仪、□士富、陈志、卜从、侯忠；
进武校尉薛祖义 ，进武校尉薛真，守秦州助教薛晟，任晟男祖德、祖广、五十郎，守熙州助教刘宗；
会首闫守福、母崔氏、兄守遇、妻王氏、男宗韩、侄宗□；
同会首杜忠□、宋□亮、丁震、石仲（？）、景庆、吕成、李真、王志（？）、孙文、郭全（？）、韩日成；
李富、李乾、路满忠、皇清昱、刘震、赵渐、吕惟亮、进武校尉王世安、忠翊郎马祜；
时大宋靖康元年岁次丙午（1126）八月中铸成，会首守秦州助教仁晟等，薛青，阎守福，阎（关？）成。
二、有关此钟的历史记载
1、明弘治间（1488-1505）曾任陕西提学副使的著名诗人朱应登（1477-1526）有一首怀古诗，诗云：
秋日经西宁废城，下有二钟，题年“靖康”，相传宋时筑三连城以防胡者，感而赋此。
雉堞芩寥歧路边，遗钟犹记靖康年。
乘垣野草寒生雨，入浦征鸿暝带烟。
北狩銮舆淹朔漠，南来胡骑蔽云天。
还思故国果何恃，谁谓金汤可万全。
2、明嘉靖《固原州志》载：“鼓楼，在州城大街中。佥事杨勉修筑，岁久倾圮。正德八年（1513），总制右督御史张泰、兵备副使景佐重修，极雄壮，取安定县古寺巨钟置楼上。钟识云：‘大宋靖康元年铸。起覆修寺，熙河路兵马钤辖陇右都护马祐昌。’”
3、万历《固原州志》载：“鼓楼，在制府(三边总制衙门)前，佥事杨勉修。正德八年（1513），总制张公、副使景佐重修。上有巨钟，识云‘宋靖康元年铸’。”
4、叶昌炽《語石》云：“会宁县城有宋钟一，行部時拓之。”
按：汉制，刺史长常于八月巡视部属，考察行政，称为“行部”。叶昌炽任甘肃学政时，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会宁视学。
5、民国间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三《宋〈上〉》：“此钟早佚，惟今万寿寺有明时巨钟，钟文有：‘县始于靖康元年（1126），前有故城为甘泉堡，彼时学政任晟等协集官民，铸造古钟，城废，遗堡内。重万斤，洪大高厚，朝夕击扣，声驰百里。正德六年（1511年）总制张公巡抚固原，取载是卫，钟存楼空。至嘉靖六年（1527），乃铸新钟。’是宋钟久已不存，《语石》所谓拓得者，疑即万寿寺明钟，以有靖康字，遂致误耳。”
下面就以上五条资料予以对照考辨：
1、从朱应登怀古诗可知，会宁宋钟有二，皆出于西宁古城，且皆铸于靖康之年。其中一钟明白无误运往固原了，叶氏所拓者，系留存会宁之另一钟欤？民国《会宁县志续编》金石志一门“万寿寺铁钟、磬”条下只有“大明嘉靖六年三月吉旦”所造铁钟之记载，而无宋钟之踪影。叶昌炽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会宁视学的，而《会宁县志续编》初修于民国十二年（1923），二者为时相距不远，叶氏所见宋钟若在会宁县城，民国县志应该不会漏记。叶氏应当是看到道光十一年（1831）《会宁县志》所载朱应登之诗，从而顺藤摸瓜去访拓宋钟的。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考辨道：“宋钟久已不存，《语石》所云拓得者，疑即万寿寺明钟，以有‘靖康’字，遂致误耳。”意思是叶昌炽误把明钟当成宋钟了。但叶昌炽是金石大家，当不至于如此粗疏，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就是叶所见的是真正的宋钟，是现存于固原之外的另一口宋钟？答案是：极有可能。
呜呼！彼时县城果有宋钟而县志编者访查不周以致漏记乎？抑或真如张维所说叶氏误以明钟为宋钟乎？一切的一切，只有见了叶氏拓片才能搞清，只是不知叶拓今尚存世否？有心者不妨下一番探赜钩深的功夫。
2、嘉靖《固原州志》：“（鼓楼）正德八年（1513），总制右督御史张泰、兵备副使景佐重修，极雄壮，取安定县古寺巨钟置楼上。钟识云：‘大宋靖康元年铸。’”
和此钟铭文对照，发现这段记载中明显有两处错误：一是此钟从会宁运往固原的年代是正德六年（1511），而非正德八年（1513）。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嘉靖六年（1527）所铸“新钟”的铭文纪年本来是正德八年（1513），只因年代久远，个别字迹漫漶不清，《陇右金石录》的编著者张维当年对钟移录时误将“八”字看成“六”字了。明钟今已无存，这个问题也就只能永远存疑了。二是此钟的出处是秦州甘泉堡，即今会宁县的西宁古城，而非安定县（今定西市安定区）的某处古寺。
按：明朝在陕西北部沿边从东到西分设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置“三边总制”总揽其权。从嘉靖四年（1525）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1528）改为总制，十九年（1539）避“制”字，改为总督。固原既是明朝在西北边境长城沿线设置的九个军事重镇（简称“九镇”、“九边”）之一，同时还是延绥、甘肃、宁夏三个边防重镇的指挥部“三边总制（总督）”府的所在地和固原镇总兵的驻节之地，是西北规格最高的军事重镇、军事指挥中心。固原钟鼓楼在州城大街中（即现在的固原新华书店和固原电信公司门前十字大街交汇处），明佥事杨勉修筑。岁久倾圮。正德六年（1511），总制右督御史张泰、兵备副使景佐重修，极雄壮，取秦州甘泉堡古寺巨钟置楼上。《固原镇鼓楼纪略》记载：“重楼七楹，东悬鼓，西悬钟。楼崇二丈七尺。台如之广二十三丈，厚五丈六尺，皆以砖石围砌。”历时一年落成。可见固原钟鼓楼极其雄伟壮观。
明代著名大臣杨一清当年写有一首《固原重建钟鼓楼》诗：
其一
西阁风高鼓角雄，南来形胜倚崆峒。
青围睥睨诸山绕，绿引潺湲一水通。
击壤有歌农事足，折冲多暇虏尘空。
登楼不尽筹边意，渺渺龙沙一望中。
其二
千里关河入望微，四山烟雨翠成围。
蒹葭浅水孤鸿尽，苜蓿秋风万马肥。
圣主不教勤远略，书生敢谓知戎机。
狂胡已撤穹庐遁，体国初心幸不违。
附1：朱应登，生于成化十三年（1477），卒于嘉靖五年（1526）.字升之，号凌溪，扬州府宝应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初任南京户部主事，迁福建延平知府，升陕西提学副使，终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他是明代第一次文学复古潮流的中坚人物，诗宗盛唐，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称十才子，又与顾璘、刘麟、徐祯卿并列为“江东四大家”，是扬州地方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凌溪集》。其诗格调高古，清新俊逸。顾璘评价朱应登诗歌的艺术风格说：“升之才华彪发泉涌，每当人（在人当面）落笔，一扫千言，旁观者往往夺气！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郁兴一代之体。”
附2：固原钟鼓楼：据史志载，杨勉，四川安岳人，进士。明成化初任固原兵备道，五年（1469年）增筑固原城，同时修筑钟鼓楼。正德五年（1510年），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泰任陕西三边总制大臣，驻节固原，遍览城雉、钟鼓楼及文武署衙，慨然兴怀曰：“敝者不更，则来者无眠，非所以振军威、明节制、广教习之道也。”遂决定于正德七年（1512年）秋动工重修钟鼓楼，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兵备按察司副使景佐负责。历时1年，于正德八年冬竣工。重建后的钟鼓楼，《固原镇鼓楼纪略》云：“重楼七楹，东悬鼓，西悬钟。楼崇二丈七尺。台如之广二十三丈，厚五丈六尺，皆以砖石围砌。”“重楼七楹，东悬鼓，西悬钟”。楼东悬挂的鼓，已失考；楼西悬挂甘泉堡行香寺古钟。整个钟鼓楼形制宏大，雄伟壮观，凭空为固原三边总镇增添了几分威严。钟鼓楼下部因用砖石围砌，形成了特有的共鸣墙，敲击时，钟鼓发出的声音洪亮而悠远。钟鼓楼重建后，著名文学家、戏曲作家、翰林院修撰、明代前七子之一的状元康海撰写了《固原镇鼓楼纪略》，并刻石为记。据出生于1923年的晏庆荣老人说，自他十多岁记事起，固原钟鼓楼就没有了顶部的阁楼，上面只有一口大钟。钟鼓楼门洞有六米宽，15米深。解放后，1958年破四旧运动中被拆除，大钟被悬挂在今固原军分区后面小西湖内的固原内城墙上作为防空警钟报警，后来被固原博物馆收藏，放置于固原博物馆后院用于游人参观。1996年8月，此钟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附3：张泰，肃宁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历任陕西按察副使、山西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等。正德元年（1506）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正德六年（1511）以右都御史身份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正德八年（1513）十二月初一日卒于固原，年六十二。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
附4：杨一清（1454—1530），明代大臣。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曾三任陕西三边总制（总督）兼督马政。其先安宁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中书舍人。历任佥事副使、提督山西、陕西学政。入为太常卿，升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苑马寺马政。弘治十八年（1505）巡抚陕西。正德元年（1506）改任陕西三边总制兼督马政。次年（1507），因不满宦官刘瑾用事，以疾乞退，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正德五年（1510），起以原官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陕西三边军务。又计除擅权太监刘瑾。遂擢户部尚书，又改吏部兼大学士，入参机务并成为内阁首辅。
附5：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官，参与撰《清史》，后入会典馆，修《武备图说》，迁国子监司业，加侍讲衔，擢甘肃学政，引疾归，有五百经幢馆，藏书3万卷。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裻庐日记钞》等。《语石》，共十卷，是一部笔记体的石刻通论性专著。中国第一部通论古代石刻文字的专著，上溯古初，下迄宋元。作者积二十年之功，搜集各种石刻8000余种。根据这些材料，参考其他著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成此书，宣统元年(1909年)在苏州府城刊刻问世。本书一共写了四百七十四则，分成十卷，第一卷按顺序讲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讲各省以及五岳四渎和外国碑刻，第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文字的体例和有关刻石等事顶，第七卷按时代讲碑刻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分别讲各类书写者以及书写的各种字体，第九卷讲碑刻文字的各种情况和格式，第十卷讲拓本、装潢、收藏，最后还附有几则石刻以外的铭刻。这种既分类又系统的进述，即使今天来看也是颇为科学的。尽管《语石》问世后碑刻又陆续地大量发现，后人也撰写各种讲述的书籍，但都没有能脱离《语石》建立的框架，《语石》至今仍是要懂得我国碑刻的基本的读物。
此钟铭文的署名中有一段文字：“起覆修寺右武大夫成州团练使熙河路兵马钤辖陇右都护马祐昌”。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列传第二百一十二《忠义八·孙昭远传》：
“孙昭远，字显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间（1086――1094）进士，调长沙尉，辟河东经略司干当公事。历凤翔府天兴县、河北山东抚谕盗贼干当公事，寻擢河北、燕山府路转运使。靖康元年（1126），召为水部员外郎。金人围太原，宋师多溃，钦宗遣折彦质乘传同昭远招集。会洛阳陷，西京留守、西道总管王襄徙治襄、汉，授昭远西道总管。道收溃卒至京兆，遇永兴路安抚范致虚会诸军入援，昭远督其进，且檄诸道使出师。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各以师会，泾原帅席贡、秦凤帅赵点、鄜坊使张深皆后师期，昭远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诸道兵得十万，命马祐昌统之。昭远与致虚同出关（武关），祐昌与金人战败。京师（即下文的“汴京”，北宋都城，今开封市）陷，遣使至大元帅府。”
明陈邦瞻（1557-1623）《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七《二帝北狩》：“（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时范致虚会陕西兵十万人入援，至颖昌，闻汴京破，西道总管王襄南遁，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帅步骑号二十万，赴汴。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娄室以精骑冲之，皆不战而溃。王似、王倚、孙昭远等留陕府，致虚收余兵入潼关。”
清毕沅（1730年—1797年）《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十七记载道：“（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闰十一月）范致虚闻汴京围急，会西道总管王襄、陕西制置使钱盖之师，凡十万人赴援。至颍昌，闻汴京陷，襄、盖遁去，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率步骑号二十万，命马祐昌统之以趋汴，以僧赵宗印为参议官。致虚将大军遵陆，宗印将舟师趋西京。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行为一军，号净胜队。致虚勇而无谋，委己以听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实未尝知兵。师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洛索以精骑冲之，不战而溃，死者过半。王似、王倚、孙昭远等留陕府，致虚收馀兵入潼关。”
从中可以看出，甘泉堡行香寺的复修主持者马祐昌在此钟铸造的靖康元年（1126），曾率十万大军与金兵抗战，虽然限于当时北宋王朝风雨飘摇、人心涣散的大环境，和主帅范致虚听信妖僧妄言、昏头掣肘的艰难条件，最终兵败，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马祐昌其人在当年诸多宋将中的声望之高和地位之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