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迷博客 爱好摩托车旅行的人

　　“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新识旧友，何处诉离肠。千简万牍著文章，朝随露，夜伴霜。一夜北风旗幡乱，刀笔断，鸟弓藏，青丝白发，谁人不彷徨。往昔峥嵘随流水，落花黄，晚报殇”——这一曲丧钟挽歌，昨天下午从新闻晚报编辑部里飘出，久久回荡在中国媒体从业者心中。
　　这份上海报纸确认关闭的说法，先是在本地媒体人的微博微信间流传开来，搜狐15时许发稿称已从该报副总编辑处得到“正在宣布”的确认，稍后，更有上海官办新闻门户东方网提供报道：“新闻晚报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休刊，成为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后首张休刊的报纸。新闻晚报员工透露，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裘新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事实上，新闻晚报最终被选中作为关闭对象，并不会十分出乎业界预料。无论是从历史背景、政治地位，还是从营收状况、品牌影响力来说，这份1999年创刊的晚报，都是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后最岌岌可危的“开刀”目标。
　　2013，中国媒体确实流年不利。
　　虽说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就一直是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之下谋求生存，而且，全球同行多少也是概莫能外，但是，夹缝从来没有像2013年这般逼仄。经营收入急剧下跌、意识形态控制收紧，再加上因为多桩内部丑闻带来的行业声誉损害，早就远离“无冕之王”称号的中国媒体从业者，更像是被脱去了“皇帝的新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是对那些以维护中共政治权威为宗旨的喉舌媒体而言，广告效益在2013年的加速下滑也已经构成了足以致命的危机。在新技术新渠道的冲击下，“报纸消亡论”、“电视消亡论”已经不再是“狼来了”的笑话。各项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传统媒体2013年广告经营收入急剧滑坡，远远超出了整体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关联效应。这其中，尤以纸媒为重灾区，仅一季度，中国报刊媒体广告市场投放季度同比跌幅即达到12%，为2010年以来最大降幅。上半年盘点之际，6家报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已有4家，降幅最大的为ST传媒，达71.93%，而博瑞传播与浙报传媒之所以能保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也只是受惠于网络游戏业务。
　　心急如焚的记者编辑们，在这一年中，不断听闻报纸杂志裁员乃至关停的噩耗，尤其是在发达城市和财经、时尚报道领域，多有媒体已经被难以承受广告经营压力之重，《好运MONEY》和《钱经》先后宣布停刊，第一财经不再续租宁夏卫视的上星渠道，一些沿海地区的都市报之所以还能维系，更多地是依靠缩减版面及降低员工薪水。 (more…)

　　@胡舒立说，这回被抓的可以称得上“大老虎”。
　　选在周五晚间央视《新闻联播》放映完毕之后，中共官方通过新华社发布又一高官落马的消息：“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虽是副部长，却是正部级。而且，是在中国最有实权的政府部门之一里排名第二的副部长。
　　@胡舒立还说，“这可是个新闻圈非常熟悉的名字”。
　　不可能再熟悉了。在十八大后被查处的所有官员中，李东生绝对是中国媒体人最耳熟能详的一个。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1978年进入央视工作，历任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新闻中心主任等职，正是在他升为副台长期间，《焦点访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舆论监督电视栏目，并且得到时任总理朱镕基公开赞赏。历任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于2007年担任中共十七大新闻发言人之后，从未主管过政法工作的李东生在2009年10月被调任公安部党委成员、副部长，岗位转换之大，曾令诸多媒体人当时颇感诧异。
　　于是，在中国各路民间意见领袖周五当晚的微博微信讨论中，除了对李东生身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反而“中邪”多有幸灾乐祸，揣测这将成为海外法L功攻击中共的又一利器，便是频频回顾他完全称得上出人头地的新闻宣传官员履历。　　曾经在李副台长手下工作过的石扉客，即有不同寻常的温情回忆：“任职央视期间，李深受杨伟光台长器重，指挥创办了东方时空等一系列名牌节目，精通业务，作风彪悍”。这位央视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栏目前编委重新张贴3个多月的一篇旧文，当时，他忆及李东生2007年令人印象极深的批语：“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宣讲模式需要改进，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监管高层并非不明白这一点，如这次央视新闻频道改版计划报到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批示第一点，要坚持新闻导向，更要坚持靠新闻规律去发现导向；第二点，没有收视率，没有覆盖人群的导向不叫导向。此外还特别强调经费要向深度报道倾斜。这些都是十分内行和高明的观念。”
　　@中青报曹林亦承认李东生确是新闻人才：“李东生曾获第二届韬奋新闻奖，与孙玉胜共同蓍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精粹》。在央视期间为电视改革作过不小贡献，增加了新闻性节目，作为焦点访谈终审者放过很多好舆论监督节目，在新闻联播推出部长省长访谈录，小平南巡时敏锐地推出‘改革开放在深圳’节目。” (more…)

　　@胡舒立说，这回被抓的可以称得上“大老虎”。
　　选在周五晚间央视《新闻联播》放映完毕之后，中共官方通过新华社发布又一高官落马的消息：“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虽是副部长，却是正部级。而且，是在中国最有实权的政府部门之一里排名第二的副部长。
　　@胡舒立还说，“这可是个新闻圈非常熟悉的名字”。
　　不可能再熟悉了。在十八大后被查处的所有官员中，李东生绝对是中国媒体人最耳熟能详的一个。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1978年进入央视工作，历任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新闻中心主任等职，正是在他升为副台长期间，《焦点访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舆论监督电视栏目，并且得到时任总理朱镕基公开赞赏。历任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于2007年担任中共十七大新闻发言人之后，从未主管过政法工作的李东生在2009年10月被调任公安部党委成员、副部长，岗位转换之大，曾令诸多媒体人当时颇感诧异。
　　于是，在中国各路民间意见领袖周五当晚的微博微信讨论中，除了对李东生身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反而“中邪”多有幸灾乐祸，揣测这将成为海外法L功攻击中共的又一利器，便是频频回顾他完全称得上出人头地的新闻宣传官员履历。　　曾经在李副台长手下工作过的石扉客，即有不同寻常的温情回忆：“任职央视期间，李深受杨伟光台长器重，指挥创办了东方时空等一系列名牌节目，精通业务，作风彪悍”。这位央视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栏目前编委重新张贴3个多月的一篇旧文，当时，他忆及李东生2007年令人印象极深的批语：“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宣讲模式需要改进，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监管高层并非不明白这一点，如这次央视新闻频道改版计划报到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批示第一点，要坚持新闻导向，更要坚持靠新闻规律去发现导向；第二点，没有收视率，没有覆盖人群的导向不叫导向。此外还特别强调经费要向深度报道倾斜。这些都是十分内行和高明的观念。”
　　@中青报曹林亦承认李东生确是新闻人才：“李东生曾获第二届韬奋新闻奖，与孙玉胜共同蓍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精粹》。在央视期间为电视改革作过不小贡献，增加了新闻性节目，作为焦点访谈终审者放过很多好舆论监督节目，在新闻联播推出部长省长访谈录，小平南巡时敏锐地推出‘改革开放在深圳’节目。” (more…)

　　当官的风险真的比当矿工还大吗？童名谦落马真的是因为倒霉吗？这是过去两天中国民间舆论场上两个咄咄逼人的问号。
　　其一缘起北京青年报昨日报道《中纪委廉政课顺口溜讽贪官》。文中记录了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时的一段表述：“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面对台下上千名局处级干部，周文彰感慨道：‘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不过，周文彰对听众直言，‘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自己。（规避风险）办法也很简单，叫做‘管好自己’。官场是这么个东西，你简单它就简单，你复杂它就复杂。’”
　　这个“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的说法，当即成为门户首页及社交媒体吐槽热点。@五岳散人直斥“领导干部的处分相当于矿工的命，这就叫做臭不要脸”；@凤凰网转发@Mr_Liu0215的质问：“ 什么是风险，死亡风险和处分风险，天壤之别的代价能比较吗？矿工的风险出于为人民做出贡献，干部的风险出于他们的无尽的贪婪，这又可以比较吗？如果可以比较，为什么不比较一下两者的收入，保险，福利？”；@新京报亦言“类比不妥”：“提醒官员有‘风险意识’，这是应该的，但拿矿工来类比，看得扎眼。官员违法违纪，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而矿工遇难，大多是安全管理问题。况且干部被查通常罪不至死，而矿工遇难则是生命悲剧。两种风险从起因到后果，在本质上都没有可比性，怎能混为一谈？”；至于@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则是刻意反讽：“矿工们的风险太小了，既没有地雷阵，也没有万丈深渊”。
　　于是，“当官的风险大过矿工吗”之问，也就顺势成为今晨各地都市报热门时评话题。其中，王石川的怒喝被多家媒体选中，大河报一边通报着《今年我省已查办18名厅官》的消息，一边由这位时评家总结动向：“近年来，有一种论调风生水起，且颇有市场，即所谓的当官有风险，而且风险还不小。比如，有官员抱怨，现在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就是在鸡蛋上跳舞。还有的官员落马后，撰写论文论述相关岗位特征、可能存在的腐败风险，借此告诫同行。还有的官员捎给女儿一句话，‘千万不要从政’，有的官员落马后，其老母亲对记者说‘做啥子官嘛’。如此种种，皆说明当官仿佛真成了高风险职业。” (more…)

　　当官的风险真的比当矿工还大吗？童名谦落马真的是因为倒霉吗？这是过去两天中国民间舆论场上两个咄咄逼人的问号。
　　其一缘起北京青年报昨日报道《中纪委廉政课顺口溜讽贪官》。文中记录了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时的一段表述：“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面对台下上千名局处级干部，周文彰感慨道：‘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不过，周文彰对听众直言，‘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自己。（规避风险）办法也很简单，叫做‘管好自己’。官场是这么个东西，你简单它就简单，你复杂它就复杂。’”
　　这个“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的说法，当即成为门户首页及社交媒体吐槽热点。@五岳散人直斥“领导干部的处分相当于矿工的命，这就叫做臭不要脸”；@凤凰网转发@Mr_Liu0215的质问：“ 什么是风险，死亡风险和处分风险，天壤之别的代价能比较吗？矿工的风险出于为人民做出贡献，干部的风险出于他们的无尽的贪婪，这又可以比较吗？如果可以比较，为什么不比较一下两者的收入，保险，福利？”；@新京报亦言“类比不妥”：“提醒官员有‘风险意识’，这是应该的，但拿矿工来类比，看得扎眼。官员违法违纪，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而矿工遇难，大多是安全管理问题。况且干部被查通常罪不至死，而矿工遇难则是生命悲剧。两种风险从起因到后果，在本质上都没有可比性，怎能混为一谈？”；至于@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则是刻意反讽：“矿工们的风险太小了，既没有地雷阵，也没有万丈深渊”。
　　于是，“当官的风险大过矿工吗”之问，也就顺势成为今晨各地都市报热门时评话题。其中，王石川的怒喝被多家媒体选中，大河报一边通报着《今年我省已查办18名厅官》的消息，一边由这位时评家总结动向：“近年来，有一种论调风生水起，且颇有市场，即所谓的当官有风险，而且风险还不小。比如，有官员抱怨，现在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就是在鸡蛋上跳舞。还有的官员落马后，撰写论文论述相关岗位特征、可能存在的腐败风险，借此告诫同行。还有的官员捎给女儿一句话，‘千万不要从政’，有的官员落马后，其老母亲对记者说‘做啥子官嘛’。如此种种，皆说明当官仿佛真成了高风险职业。” (more…)

　　周二就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方向目标及时间表，预计到2020年建立一套新型户籍制度，将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结束城乡户口二元化。引起民间广泛热议，有评论称户籍改革目标应该是取消户口。也有学者忧虑虽然新户籍制度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恐难实行，且在落户的条件认定上存在灰色地带。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上周四和周五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六大任务，第一条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周二，中国内地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就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方向目标及时间表，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几十年来造成城乡严重对立的户籍制度被提到改革时间表上来，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有网民认为，新户籍改革有望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新浪网民“小斑谷鸠”称：“这次户籍改革最大的好处是，以经常居住地为登记形式，可以解决长期在外打工者孩子上学的问题。”
　　对此，关注中国的户籍制度问题的深圳作家朱健国周三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新户籍制度的作用表示怀疑。
　　“实质上政府说可以，但他做不到，他们根本没建那么多公办学校，这个新户籍制度最后肯定是要打折扣的。何况还说要登到2020年，这就是一个缓兵之计，主要是画一个饼，来平息当前的民怨。现在说的很好，但我马上做不了，你要等多少年，但实际上从历史来看，他是不需要等的，如果真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中国实行户籍制，就那么一丶两年的时间就全国实行了，为什么要等七丶八年呢？当局现在主要忧虑的是现有的特权制度激化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但他们没有没有实际办法去解决，现在采取的办法就是搞望梅止渴。”
　　也有不少有质疑的意见认为，户籍附着的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将成为户籍改革最大障碍，同时，新户籍制度形成所需的时间太长，能否实现尚是未知。
　　新浪网民“程凌虚”发微博称：“一个户籍制度，分分钟可以搞定的事，建政60多年都没有整明白。有人会说，户口涉及太多利益很复杂。但当年上千万工人下岗，涉及几千万家庭，你们怎么就快刀斩乱麻，一点都不复杂呢？”
　　也有不少人提出，在落户认定上所谓的“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该怎么解释？是否租房不算“稳定住所”？而现在的户籍限购政策又如何让外来务工人员有稳定住所？而又如何判断所从事的职业是否“稳定”丶“合法”？
　　现居上海丶曾经任职中国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俞梅荪周三表示，“合法稳定”的准则在落户认定上存在灰色地带，户籍改革目标应该是取消户口，迁徙自由本来就是人民基本的权利。
　　“这个是个灰色地带，原则上说是好说，但应该每一条都具体定下来，而且定下来各方面还要执行，这有很大的问题，应该是每个人都自由出入。这个问题叫了几十年了，二丶三十年扯下来了，没有一点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