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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子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讲究的衣物原料，但在今天，比起牛仔或者料子什么的或许它算不了什么。想想１００多年前，第一个穿上兰州生产的呢子衣服的人那是何等的惹眼。说起呢子，得先从左宗棠说起。因为兰州乃至西北最早的纺织厂就是洋务派创办和投产的兰州织呢局。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意识到甘、青、宁、新四省的大片天然牧场，放养着无数牛、羊、骆驼，对发展我国自己的毛纺工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洋货已在西北各省城镇乃至穷乡僻壤触目皆是。甘肃早在明代就开始着手生产并久享盛名的羊毛制品——褐绒，也在洋布、洋呢的冲击下开始衰退。俄英德美各国的商人在甘肃各地以廉价收购皮毛，而后“制造成品，复运入甘，获利倍蓰。”这种情况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从而引起了一些爱国志士的忧虑。兰州织呢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左宗棠倡议，由赖长主持开办起来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赖长这个广东人“为边方开此一利”的可贵志向和他在西北边陲的兰州所付出的。我们知道，左宗棠在１８７７年即把洋务运动的重心转向民用工业，开始筹办兰州机器织呢局。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赖长建议进口全套外国机器设备，以“到兰仿制”。左宗棠奏请朝廷获批，并投资３０余万两白银，建立兰州机器织呢局。厂址仍选在通远门外原机器制造局旧址（今畅家巷）。左宗棠又派人与德国商人泰来洋行交涉，直到１８７９年１０月才将全套机器购买回来。分装了４０００箱，由海上起运至上海港口，招商局轮船再由上海运到汉口，转由马车人畜拉运来兰。由于陆运大多是用马车拉的，有的大机器马车放不下，乃将机器拆散，分装为４千箱，先后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西行运到兰州。断断续续地于１８８０年５月最后一批机器方始运抵兰州目的地，历时约一年之久。路上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常有的事。可见创业的艰难。在这里要说的是，当时，在边远地区创办这样的近代工业企业，如果没有像左宗棠这样权势人物的倡导支持和像他那样的办企业的毅力，企业要办成是难以想象的。
　　兰州织呢局的创办，从原料来源、销售市场、人才培养和发展前途等各个方面，都考虑得比较周到。“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兰州织呢办成功，遂“由关内而及新疆”，加以推广。这令左先生非常自豪：“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左宗棠认为，用当地羊毛织成呢片，“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其动机和目的，一个是生产为了销售，远销于内地各省，即是商品生产；一个是为了抵制外货，收回和维护中国自己的利权。
　　另外，注重人才的培养是左宗棠一贯的主张，办兰州织呢局也是一样。他在筹办之初，即要求上海方面购器与募匠同时进行。他说：“正宜趁此时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从仿效，庶事半功倍，业精于勤。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左氏培养人才常常是不拘一格的。他在培养技术人才时更注重技术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在陕甘的丁勇中，挑选的徒工们也是资质灵敏者。在购买运输设备的时间，厂房已建成２３０余间。全部机器共有６０余架，计２４匹和３０匹马力蒸汽机各一架，３６０锭纺机３架，织机２０余架，分毛机、顺毛机、洗毛机、压呢机、刮绒机各３架，烘呢机、刷呢、熨呢、卷呢机各１架，剪线机胚机、绕线机各１架，剔呢机２架，还有一些备用零件。赖长雇用的法国工匠就有１３名，由德国人石德洛末为领班，其他德国工匠负责管理和教习以及技术方面的管理。
　　１８８０年的９月１６日，兰州织呢局正式投产了。
　　初开始投产，以纺织军呢、军毯为主，供应新疆军队和军学堂学生。日产８匹（长５０尺宽５尺），合４０丈。后来增至日产１０匹，合５０丈。开始生产毛呢后，最多时达到日产１００丈。并生产６尺见方的毛毯。原料选用的是宁夏青海甘南等地的羊绒、羊毛和武威等地的驼绒。由于外国设备对羊毛要求严格，本地羊毛不适应，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再加上成本很高，产品价格昂贵，形成了滞销。毛毯投放市场后，每条白银１两多，除了高官厚禄者外，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关于织呢局的投资，据说，机器设备费１１８８３２两，从德国运抵上海和由上海经鄂、陕运抵兰州的运费７２９７５两，建造厂房等费用１１０３０５两，共计建厂费约近３１万两，全部经费由官筹给。投产后的日常经费也是由官筹措。日常经费从开工到１８８３年停工，支出和收入均无准确数字可据，粗略推算当不少于２０—３０万两。张之洞形容兰州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
　　后来，是兰州道彭英甲恢复了兰州织呢局。这个河北人在兰州的短短７年时间可办了不少的好事，除了努力修建了镇远桥（中山桥）外，光绪三十二年的皋兰官铁厂也是他做起来的。他创办的兰州劝工厂(今兰大二院)，就将绸缎、织布厂分开，织布厂还分牵径、纺纱、织布、染色四科。为了解决原料，还推广养蚕种棉。他还在当年的西大街，今天张掖路人民饭店址开了一个商品陈列所。不过，他造的玩意儿太多了，像玻璃、油漆、胰子、制革等等。遗憾的是，这些还是没抵过洋货以失败而告终。
　　兰州织呢局开工后生产经营的情况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理想，也就是本地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市场，产品滞销。这主要是成本太高。按左宗棠原来的计算，羊毛每斤只值一钱几分，织成呢布一定很便宜，但实际上，由于原料粗而且杂，质量太差，每天要雇用４０个人挑拣羊毛，每人“每天只能拣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而且在１００斤羊毛中，只有１０斤能织上等呢，２０斤能织次等呢，５０斤能织粗毡子，还有２０斤完全无用。这样，织成的呢或毡子，成本就很昂贵了，内地很少有人使用。第二是产品质量太差。按左宗棠的说法，“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第三是运输条件差、运费贵。在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道路很恶劣，呢布等产品陆运到内地运费贵得惊人，这些昂贵的运费，加到成本很高的差呢绒产品上，价格之高非百姓所能接受。
　　在这样的市场下，赢利的目的也就无从谈起。据记载，兰州织呢局还存在一般官办企业的共同致命弱点，那就是“乾领薪俸”，冗员太多，“缺乏良好的管理”等。在当时，织呢局的工人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每天工作１１个小时，车间之内，水汽弥漫，臭味熏天，且工资收入悬殊极大：洋人技师每月白银４５０两，洋工２５０－－３００两左右。平均每人月支２９１两，华匠月均才６两多，工人和艺徒弟月均３两。中国职员、总裁每月薪１００两，其他人均２０两，艺徒的收入只有洋人的９５分之１。
　　左宗棠１８８０年调离兰州后不久，织呢局也开始衰败。１８８２年，洋技工合同到期回国去了。而我们国家的工匠们还没有全面掌握技术，后来锅炉破裂，动力无法解决。１８８３年新任总督谭锺麟下令停办，次年完全废弃。《申报》于该局废弃后的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６日（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对于兰州织呢局的失败原因作了较为中肯的总结和评述：“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之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且局中开支亦繁，即大小委员已有十人，余可想见。所进不敷所出，自难支持。然功败垂成，实为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归于商办，……安见必无起色”一语。认为：利用“官”的力量筹建织呢工厂之后，随即招商来承办，或许不会失败得那么惨。后来在民国年间，织呢局在甘肃又有几起几落的历史。然而，如今随着兰大二院新综合楼的崛起，我们再也找不到织呢局的影子了……
　　左宗棠、赖长和彭英甲所苦心经营的十项近代工业以及一些社会福利设施，最后保留下来的只有建国后经过加固修整的中山桥，以及建国前无数次关停并转又大大发展的兰州制造局（兰通厂）外，其余均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