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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个忌讳的词语，一段辛酸的历史。
　　清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1872年），左宗棠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安置河州难民陈富贵等447人于青岚山（俗称清凉山）、董永海等108人于新套河（现西巩驿营坊村南坪、北坪社西面河湾）、水应江等428人于夏家营坊（由于先民们从河州扶老携幼步行到西巩驿梁家花沟时，实在已无力继续前行，又见这里水源充足、地势平坦，故申请就此安置，被准许。因此，这部分先民实际被安置在梁家花沟，而不是夏家营坊）。
　　从那时起至今，我的乡亲们已在定西西巩驿生活了整整一百四十年，但至今仍操着一口标准的河州话。由于和定西本地人在语言上的差异较大，故极易区分出我们属“随教”。与我的乡民们结邻而居的本地人颇为知晓“随教”是万万不能当着我们的面直呼的，其中的忌讳妇孺皆知；而远方之人则不明就里，偶听着说河州话的定西人，便会人云亦云地说“噢，随教”。更有甚者，犹嫌“随教”不足，之前再加一“老”字，成为“老随教”。在中国语言里，大多对于不类己之人之前加“老”，如“老外”等，略带排斥、轻蔑味。由于“随教”起源与我辈相去甚远，因此我辈对“老随教”这种“雅号”已不甚敏感，每遇此种情境，非但不怒，还会戏言道：我是随族，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倘将这“雅号”当面加之于我的父辈及其以上的先人，他们定认为这是莫大的人格污辱，必将有一场恶战，直打到对方磕头道歉为止。因此，我们一般自称为“河州人”或“河州逃难人”，而不称“随教”或“老随教”。
　　“随教”起源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国内战争。
　　我们的祖住地在河州，小地名有汪家沟、董家高山、水家山、白水家、陈家豁岘、车家洼儿、上陈家、甘坝、铁绳、芦子坪、李家沟、太子寺等，均是回汉杂居之地。这些地名至今大部分还保留着，且大多在广河县齐家镇、三甲集镇附近，如汪家沟现在为齐家镇汪家沟村。先民们在这里不知生存了多久，但从历史资料看，在清朝以前，这里杂居的回汉基本是相安无事的。2009年国庆期间，我专程去了汪家沟，看到了这里被现住回民称之为“老庄”的几眼塌窑、称之为“庙湾儿”的残砖断瓦。我相信，这就是我的祖先繁衍生息了几百年或者更长时期的地方。这里至今旺盛地生长着一棵四人合抱粗的榆树，它至少也有五六百年树龄，但仍枝繁叶茂，毫无年已迟迈的感觉。这更证明了我的祖先在这里有一个漫长的生存历史。如今，这里居住的全是马姓的回民。这是汪家沟村支部书记告诉我的。站在汪家沟山顶上，向东望去，洮河两岸黄黄绿绿的禾蔬尽收眼底；向西、向南、向北望去，隐隐约约看见了陈家豁岘、车家洼儿、董家高山、水家山、白水家等地的大概位置，这正是我的先民们土生土长过的地方啊！面对此景，油然而生吊古之情，把我的思绪拉到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乱。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陕西渭河沿岸回民起事后，河州莫尼沟何家庄回民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今临夏)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也于1863年积极响应，从此，河州乃至甘肃发生了十多年的战乱。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正如左宗棠所说“……起衅之故实由汉民。”我以为，起衅之故虽在汉民，而根子在清政府长期的民族歧视政策。回民起事后，不断向清军进攻的同时，也屠杀了大量无辜的汉民，并胁迫河州汉民随伊斯兰教。由此引发了清政府与回军的战争以及回汉民族间的仇杀。对此，在甘肃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如定西县志记载：“1865年(同治四年)，宁远、马家堡等地，回汉民仇杀更烈。”临洮县志记载：“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甲午夜，狄道知州屠旭初与临洮营都司陆升、乡绅张葆龄等，执行清王朝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放火烧城内礼拜寺及南、北槐巷回民五百余户房屋，回民四千余人受害。其后，穆扶提教主马云与东乡族马悟真配合，于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攻开狄道城，城内汉民多数被害。” 起初大多是回民对汉民的屠杀，后来是汉民对回民的报复式屠杀。部分回民军曾打出“杀汉兴回”的口号，导致对汉族百姓无差别对待。据马长寿先生《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当时回军攻破汉族村寨之后，四处寻人杀人，有汉人躲入地窖中，回军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熏死大半。后来，在清军镇压回民的过程中，成百上千乃至数万回民被杀戮，在《平回志》及《左文襄公奏稿》等文献中多有记载。据有些史料显示，甘肃除兰州稍平安外，其余地方的大部分民众因战争而逃逸或死亡，所剩寥寥，正如有人说“这是冷兵器时代最后一次超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回民起事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比例达74.5％（《中国人口史》），。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战乱发生后，与回民杂居在河州的汉民，要么逃出、要么随教、要么被杀。由于我们祖住地与临洮仅隔一洮河，因此有大量汉民越过洮河逃出河州。特别到了冬天洮河结冰后，更利于河州东部汉民的出逃。在那个十分动荡的战乱时期，出逃是冒着极大生命危险的。出逃的人，有的投亲靠友、有的盲目奔波，大多去了临洮、金县（现榆中）、渭远、兰州、陇西等地。剩下的大部分人由于家庭拖累，无法逃离河州，只得选择权宜之计：随教。如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1864年11月1日），河州城被马占鳌围十一个月后攻破，马占鳌即命令凡愿投诚随为回民的汉民挂出白旗，头戴白号冒，一律免杀。这样大多数汉民为了自保，头戴白号冒，随了回民，称为“随教”（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这是回军对杂居在河州回民中间的汉民的一种“待遇”，其他地方的汉民则“享受”不到。在民族矛盾如此长期紧张的情况下，改随伊斯兰教确实使相当的汉族群众免遭杀害。但这一权宜之计，是先民们万般无奈、万分痛苦的选择，背叛了祖先、背叛了神灵，满怀的屈辱与愧怼，以此才换取了眼下的平安，能够继续留住在河州。因此，绝大部人是“口头上随教，心底里不随教”。也因此发生过马占鳌屠杀随教汉民的事情。史学家马培清曾在《马占鳌的反清和降清》一书中提到，同治六年(1867)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逃到河州。马占鳌让其分驻在河州四乡，命令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这年冬天，有一个称三师父的回民头目，到河州北原开会，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却暗令陕回杀死了几十名汉人，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汉人听到消息，恐慌不已，陆续结集到烟囱山，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此情，纠集回军四万多人，围困烟囱山，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由此看来，随教汉人的权宜之计并没有换来完全的平安，而仍旧承受的是来自于回军的戒备、歧视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回军的这些做法，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影响了回汉民族关系。
　　家乡至今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我的先民们听说哪里的回军要来杀汉民。到了晚上，心惊肉跳的人们奔逃、躲藏在一个庙里，不知如何才能度过此劫，只有暗暗地祷告神灵。有一回民妇女看到此景，就提着一把切刀来到庙里，给我的先民们壮着胆子，“你们甭害怕，我在这门上看着。”这回民妇女就枕着切刀睡在庙门上。到了半夜，来了一帮回军，喊着要杀庙里的汉民。这时，睡在庙门上的回民妇女手提切刀，横立庙门，大声斥道：“你们要杀他们，就先来杀我。”那帮回军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于是，胆颤心惊的人们又连夜趁机再逃，真是“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先民们对这一回民妇女的义举感激涕零，视其为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因此与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我的先民们被安置到西巩驿后，“恩人”妇女的儿子义玛儿象走亲戚一样还来过多趟，乡民们总是很热情地接待着他。直到民国初年，他还来看望过西巩驿的“党家儿”。“党家儿”这一称呼，是祖先们在河州回汉杂居时民族关系融洽的明证。回民与我的先民们在见面时互称“党家儿”，这一称呼在我儿时期间还经常听到，近些年似乎不大听到了。
　　陕甘总督杨岳斌对回军束手无策，困守省城兰州，清政府遂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1867年7月，左宗棠率2万余湘军进入陕西，一路西进，陆续打败了西捻军、陕西回军及金积堡、秦州(今天水市)、泾州(今泾川) 等地的回军后，由静宁取道会宁西进，于同治十年八月初二日（1871 年 9 月 16日）率军抵达安定（今定西县），扎下大营。他指挥40余营兵力分三路向河州马占鳌部回军发起进攻，一路将回军逼至太子寺(今广河)。马占鳌占太子寺作据点，靠兵行险着,采用“黑虎掏心”战术使湘军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全线败退30里。这是左宗棠进军西北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惨败。回军在取得辉煌胜利后，多数首领主张乘胜反攻，但主要领导人马占鳌却以此为降清的资本，率部投降。左宗棠在安定大营，正值兵败烦恼，忽收到马占鳌投降的禀呈，喜出望外，决定对马占鳌予以招抚，就立即决定让马占鳌到安定湘军大营请降。马占鳌派回军头目人的十个儿子（称“十大少爷”，包括马占鳌的儿子马七十五）到安定。左宗棠在安定县城西门外大营盘(今玉湖公园)接见。经商谈，马七十五等表示愿意接受官方提出的《准抚条规》与《抚后禁令》，诚心投诚，永不再反。左宗棠并为马占整之子取名“安良”，以马安良为首的四人作为人质留在了安定大营，其余人回太子寺报信。此后，马占鳌向清军交出马匹枪矛，他所率河州回军被改编为三旗马队，仍由马占鳌统领，全军归董福祥甘军节制，为清朝效力。
　　湘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左宗棠驻节安定行营，上书清廷，提出迁移安插河州随教汉民的计划。其奏章谓：“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元年变乱以来，……。其本籍汉民，有受河回挟制，甘心役使，名为随教，以图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河境者。宜分别拔出，以杜衅端。此本境汉民之应迁徙者也……。汉民安插狄道、金县、安定、会宁一带，凡近城驿汉民聚积之处，宜也。……汉民中亲属有已流寓陇西、狄道州各境者，听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给以赈粮。大口每日八两，小口每日五两……”。因此，我们的先民就如本文开头所说，被安置在安定县西巩驿乡梁家花沟。当今知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祖太爷也被安置到这里，居住了一段时期后，了解到榆中县龛谷乡（现小康营乡）土地比西巩驿肥沃，且那里已有河州难民居住，于是留下二儿子耕种已开垦的土地，带着其他几个儿子去了榆中龛谷乡。所以，水均益的爷爷——近代甘肃名人水梓自称为“榆中水梓”。
　　先民们从河州渡洮河到临洮，经兰州、榆中金家崖、安定，沿青凉山陕甘大道来到西巩驿。有些老人在沿途因疾病死亡或山路崎岖摔死，有些年迈的妇女不堪苦难而半路自尽。如网上煦园——水氏家族集体空间“甘肃水氏源流”中写道：“在严酷的跋涉流离即将开始的时候，由于小脚，不愿拖累家人的曾祖母（水均益的祖太奶奶）在洮河西岸的树林中自缢。悲痛欲绝的曾祖父（水均益的祖太爷）带领惶恐的家人，汇入逃难的人群之中。这些失去家园、也不知道自己明日去向的人群，被当时安定（今定西）、金县（今榆中）一带的住民称之为“逃难人”或“随教人”，这些称呼包含着同情和怜悯。而兰州本地居民则叫他们为“河州鬼”，流露着城市居民对他们的调侃和轻蔑。”还有一水姓妇人在榆中金家崖掉下悬崖摔死，其亲人在当地找来两口缸，把人装在缸里，然后缸对缸，草草就地浅葬，挥泪继续前行。这一妇人虽无遗言，但她心中期盼的无非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千乃翁。”这家人到了西巩驿后，很快发家，去金家崖迁坟。铲掉坟头薄土后，发现缸口相对的两只缸全被芦子草根缠绕。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最好不过的葬处，这也是水家发家的原因，因此，此坟不能迁。于是，人们又用土小心谨慎地掩埋了它，又一次挥泪告别这位静静地躲在异地他乡的老人，也希望她继续荫护子孙后代幸福平安。我的祖太爷当时只有三十来岁，正当年轻力壮，却已在河州的战乱中不知所去。“悲莫悲兮生别离！”留下怀有身孕的祖太奶奶领着十岁左右的四个孩子（我大太爷、大姑太太、二姑太太及太爷），跟着逃难的人群可怜地奔波着。逃到清凉山四方堡时，在护神殿里生下了她的第五个孩子，取名“逃娃”（我三太爷）。瘦弱的产妇——祖太奶奶顾不上丝毫的喘息，抱起刚刚出生的婴儿，跟随逃难的人群开始新的挣扎前行。由于在战乱中失去了太多的亲人，先民们最珍惜的就是“人”，因此也有人沿途拾养了一些被丢弃的孩子，后来养大成人，变成“河州逃难人”的一员。战乱带来的恐慌、永离故土的悲情、迁徙路途的艰辛、失去亲人的离愁，交织在这群逃难人的心里，苦不堪言。平安年代的我们很难理解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所痛所悲。从河州出来时，大家慌乱中凑齐家人就上路，一件家什都没带。但先民们不能遗弃的是自己的神佛。因为在这场十多年的战乱中，他们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遭受莫大的苦难与屈辱。求无能的清政府，倒不如求神求佛。现在要离开这片苦海，也得求神佛来保佑。家乡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先民们准备逃离时，先去祈求神佛一路保佑。神佛告诉人们，到了晚上行走时，每人手里要点一根香拿着。到了这天晚上，男女老少在逃难的路上人人手持一根点着的香。追杀的回军老远看着这星星点点的火光后，误认为是清军的大部队来了，就没敢再追。所以，当先民们安全离开这里后，就越加敬重自己的神佛了。因此，一路上不顾艰辛，背着方神爷、圣仙爷、将军爷、大王爷等神佛的画像及敬奉器物，逃向新的生存地。当这次远徙基本平安完成后，先民们都认为这与神佛的保佑分不开。也因此，乡民们至今虔诚地敬奉着从河州背来的诸位神佛。后来的岁月里，有许多事情足以让乡民们越加认为我们的神佛是灵验的。比如，民国期间，附近“本地人”（我们对持定西口音者的称呼）被抓去的壮丁死的死、亡的亡，而唯独“河州人”壮丁全部安全回家。至今老人们在述说这些故事时，眼神、语气中无不流露出对自己拥有这样灵验神佛的自豪之情。
　　西巩驿，在宋朝以前的地名不得而知。西夏人占领时，叫聚卜结隆或结珠龙，意为“十八条沟”或“多条沟凑成一条川”。宋占领后，改为“西巩”，即“巩制西夏”之意。元朝设驿站，因处在陕甘大道上，元明清三代一直为西安去兰州的必经驿站。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陕甘大道上的要镇，定西东大路的门户。历史上商旅络绎不绝，市肆繁荣，也是个人口较多、物产较丰的地方，更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地方。
　　先民们初来这里，看到的是一派万分荒凉的景象，感受到的是“断肠人在天涯”的滋味。十多年的战乱致使这里人烟断绝，满川长着一人高的黄蒿与白刺，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但能安居于此，毕竟比在战乱中东奔西藏强百倍。于是，先民们就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乡。起初，大家在河滩里靠近水源的地方挖了几眼崖窑一起住着。后来慢慢各自挖窑分开居住，并各自垦地种植作物。由于战乱使这里的所有土地成了无主地，因此任由先民们开垦。“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劳力多的人家开垦的地多，后来的生活就好；我家全是妇人孩子，开垦的土地较少，生活一直贫困。再后来，人们慢慢地往南北两边的山区迁移居住，也有些去了金县（现榆中）、平番（现永登）、靖远等地。如我们的汪姓同宗人当年有迁到榆中的，其后裔现分居在榆中与渭源后河庭等地。先民们在这里居住稳当后，又过了好几年，才返到河州老家拉来了自家的家具、椽檩等。如今，西巩驿的河州人，分散在新街村、营坊村、小溪村、百页村及新集坪塬村、田家坪村等地。
　　梁家花沟在战乱前本来住着梁家、吴家、堡家等，但当先民们来到这里时，已无一人存在。好几年后，社会完全平静，忽然来了一个叫梁双喜的人，说这里的地是他家的，他要耕种。先民们已开垦种植好几年，又是政府允许的，不想给他；梁双喜也看到这里全是河州人，他要不来土地，要来也不好扎脚。于是，经双方协商，先民们凑了一些银两打发了梁双喜。梁双喜走后不知所终。后来又收到一个吴姓女人打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家在梁家花沟北面山上叫吴家坪的地方，由于躲避战乱，在家中埋了锅扣锅的一锅银子。现在家中只剩她一人，且处外地无法回来，谁若挖出银子就归谁。先民们就按信上所言，到她家去挖，终无所获。这个人家的庄子至今还有断墙残立着。
　　后来，陆续回来了一些因战乱逃到外地的本地人，也来了许多流离失所的通渭人，大部分住在河州人的周围，个别人家住在河州人中间。由于从河州迁来西巩驿的人口较多，且聚居，所以至今保留着纯正的河州话。致使后来住进河州人中间的本地人或通渭人，其子孙口音、习俗均已变为河州人。当年安置在清凉山的河州人后代，因与本地人杂居较多，口音大多已变为不纯正或纯正的定西话，只有蜗（读guǎ）牛咀附近仍保留着比较纯正的河州话。对于操着介于河州话与本地话之间口音的人，我们叫他“假本子”，意为假本地人。这如同清末上海一带对操中国话却穿洋人军服的华人兵勇叫做 “假洋鬼子”一样，带有讥讽与轻蔑的味道。“假本子”的口音常常成了我们纯正河州人的笑料，我们纯正的河州话也常常成为“本地人”的笑料。如口音中时常带的“什（读sǐ）么”、“阿呔”等。不过，“本地人”把“人家们”叫“niá”，我们觉得很好玩。所以，每当“本地人”讥笑我们的方言时，我们也时常以“niá疙瘩”来还击。定西符川一带的河州人，有一大部分是从西巩驿迁去的，由于聚居，所以河州口音还纯正。其他散居到附近各县的河州人，口音基本已变为当地话。
　　除语言纯正外，西巩驿河州人还保留着河州习俗。最与“本地人”区别明显且有河州特色的习俗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喜欢唱“花儿”。乡民们大多喜欢听“花儿”唱“花儿”，其调子是纯正的河州花儿调，内容大多为“调情”、“说爱”等的，有好些内容不健康。因此，乡民们对唱花儿地点是有讲究的，绝对要在野山里唱，而万万不能在庄子里或人家的大门口唱。我记得儿时，有一个小伙伴在我家大门口唱花儿，被我痛打一顿，他自知理亏，逃之夭夭。还有一些小曲子，如“马五与小金莲”，也是乡民们过去所喜欢唱的，内容极不健康，甚至达到令人肉麻的程度，更不适合在庄重的场合唱。无论是花儿还是小曲子，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即内容不健康，不适合在大众场合唱，且乡民们由于文化水平所限，无法创作出高雅的内容，实现“旧瓶装新酒”，所以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保留就成了难题。如今，家乡的年轻人大多连调子也不会哼了，令人遗憾。第二个独特习俗是喊“哈泪（读luì）”。我至今没有查明“哈泪”到底是哪个民族、哪个时代的语言，其含义是什么。喊“哈泪”是在新人结婚当日黄昏之际进行。新郎家大门紧锁，门里门外各有一帮喊“哈泪”的人。名为“喊”，其实是“唱”，而且是门里门外双方对唱。首先，门外的唱者们从离大门百十米开外唱起，一人领唱众人和。领唱的第一句是：“合楞（响声词，如同‘轰隆’）嘛就合楞哈着响三声哟，我们的个哈泪嘛就起了身。”众人马上和道：“哈泪门儿哎哟，噢——呕儿！”如此一唱一和，同时慢步走到新人家大门口。紧接着，里面的开始唱，唱法如同门外唱者，只是内容变为问句。里面一句问，外面一句答，真正的对唱开始。问的是“天下黄河几道弯”之类问题。直到门外的把所有的问题都答完答对，大门“吱呀”一声打开，门外的唱者一拥而入，进入新房，真是“清风入蜜月，喜气来洞房”，众人开始咂烟嬉戏。乡民们把闹洞房叫咂烟，咂烟就是吸烟，无非是让新媳妇一个个点烟给闹房者吸。家乡的婚礼我已多年没有参加了，不知“哈泪”还有否？第三个与本地人区别较大的习俗是给亡人烧纸。本地人的百天纸是在整一百天烧，一年纸是整一周年烧，如此一直烧到九周年才算终了。而西巩驿河州人的百日纸在九十天烧，属抹孝纸；翻年后亡人忌日所烧纸为二年纸；再翻年为三年纸，至此，给亡人的烧纸就算结束。然后每年清明扫墓如同本地人，但十月一不送寒衣。近年也有人受本地习俗影响而送寒衣，但只是个别。第四件有差异之风俗是正月十五晚上跳火把。正月十五当日下午，各家各户开始扎火把。胡麻草最好，麦草也行。把草裹在四五尺长的木棍子一端，再用绳子把草扎七道，火把就算做成。到了晚上七八点，给先人们送过纸后，就在家里点着火把，从上房开始逐个房间用火把粗粗地燎一圈，出门时再烧掉腊月三十日贴在门上框边缘的封条（叫签马，用黄纸做成）。最后把火把拆散堆放到自家大门口，全家男女老少开始在火堆上跳过去跳过来，以求新年的健康平安。孩子们总是喜欢跳完自家的火把后，跑东窜西，看到谁家门上有火把就去跳，热闹非凡。
　　由于左宗棠曾官拜“青宫少保”，所以人称“左宫保”。先民们把总是很亲切地称之为“宫保大人”，缘于他救河州难民于水火之中。是他的部队护送先民们从河州一路来到西巩驿，然后，给予救济粮、种籽、农具等，“寒随一夜去，春还五更来”。据老人们讲，原计划要从河州早点出发，但大家认为眼下就到方神二郎爷的青苗善事（在夏田青苗期间所做的道场）跟前，倒不如做完善事后再出发。因此，大概是在农历四五月份出发，到西巩驿后，种夏田季节已过，只好抓紧垦地种秋田，种籽与农具等都是宫保大人发放的。赈济粮大人每天八两，小人每天半斤。宫保大人的部队又住扎在先民们跟前，保护了好长时间。住扎过部队的地名至今叫“粮子坪”，营盘所在地叫“粮子圈圈”。清朝时期，西部人把当兵叫“吃粮”，把兵勇叫“粮子”。这营盘的围墙直到文革期间平田整地时才被挖倒，如今看不到任何踪迹了。宫保大人又命部队在陕甘大道两侧种植杨柳。老人们讲，西巩驿一段种的大多是杨树。宫保大人的种树政策非常严苛，一个树头就是一个人头，谁要是砍了树头就拿你的人头来换。所以，能够实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在我父辈儿时，这杨树沿路都是。后来，缺乏管理，特别是饥荒年代，人们攀树折枝做柴禾，以致渐渐被人伐尽。如今人们只知“左公柳”，而不知“左公杨”。
　　从清末到解放初期，经过西巩驿的回客总把这里的河州人看作自己人，互相亲热地称呼为“党家儿”。民国时期，马家部队经常经过西巩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沿路的民众时不时遭罹“跑马家”之苦。西巩驿的河州人凡遇此情景，也极度恐慌，逃向两边山区躲藏。但当马家部队知道我们是河州人后，欺负的程度则较其他本地人轻了许多。1932年，一支回军从平凉去河州，知道西巩驿住着河州人后，决定不走西巩驿大路，而从会宁绕道华家岭，在石泉乡宋家湾（当时属西巩驿管）王家堡子中休息。西巩驿大户水家（河州人）一则觉得这都是他们的地盘，不能容忍他人骚扰，真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感觉；二则想发洋财。于是，由水家大老爷带着自己的民团四十来人，再加本地欲发洋财、看热闹的共七八十人，浩浩荡荡沿小溪沟开到宋家湾王家堡子。回军看到来了一支部队，就将吃粮、衣物等散乱地丢弃在堡子里，而撤兵西去。水家民团以为回军怕他们，就不可一世地进了王家堡子，还喊话污辱回军。这民团成员，都是当地青年农民，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属乌合之众。进堡子后，各顾各，“发洋财”，每人收拾了好多自称为“洋财”的战利品，打成背包。可有谁想到，他们刚把背包背在身上，回军就杀回来了。民团的人措手不及，慌乱中背着背包迎战。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再加之每人背了这么沉重的背包，便毫无战斗力。结果，被回军杀了个一塌糊涂，几十人毙命，连民团团长水家大老爷都被杀，只剩个别人侥幸逃回。后来才知道，回军最为生气的是，他们认为西巩驿梁家花沟的河州人都是“个家人”（自己人），不想打扰，更不想对着干，而水家却这样污辱他们。因此，回军意犹未尽地派来探子，化装成卖银货的，在梁家花沟转了几天。目的是探明水家堡子的高度与堡壕的宽度，若堡壕能一马跃过，就要血洗水家。探子在梁家花沟的几天所看到的情景使他心肠变软。因附近被杀了二十几个年轻人，家家哭声连天，人人悲痛欲绝。因此，探子回去后就没有如实报告水家堡子的实情，而是说“水家堡子很高，堡壕一马跑不过去，到处都是哭声，可怜得很”。于是，回军再也没有找水家算帐。
　　河州难民的后代中出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并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如西巩驿河州人陈鸿模（范卿）、水怀智（乐天）是安定最早的留学生。1917年他们东渡日本明治大学学习。陈鸿模毕业回国后，任庆阳司法公署审判官、平凉县县长，后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教师。后回家乡，绝意仕宦，精研医学，医德高尚，被甘肃省国医馆聘为医师。民国26年(1937)，与定西人郭杰三、临夏邓隆等，在省城华林山救活患病壮丁404余人。民国32年(1943)5月，病逝于兰州，时年53岁。小说《我是军阀》里有专门章节“陈鸿模”。书中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甘肃省长林锡光向西北军阀戴季良曾推荐陈鸿模当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戴没有同意，而让陈做了他的秘书。书中写道：“戴季良看着自己新来的秘书，这个明治大学的留学生看上去精干之极，正是戴季良喜欢的那种干才。‘不过，我可不敢用文字的工作憋屈你，让你当我的秘书主要有两个工作交给你，就不知道你愿不愿了。’‘ 第一，我请范卿根据日本的文官选拔制度，再结合咱们陕西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公务员考试和晋升办法出来。’‘ 这第二件事，就是麻烦你替西北军军官们上组织、行政等课程。’”水怀智民国8年(1919)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在秦安、泾川、甘谷、通渭四次出任县长，历时十多年，人称“水青天”。民国17年（1928年）12月，省教育厅委任水怀智为甘肃省公立图书馆馆长。榆中水梓，民国时期，先后任甘肃省立一中校长、狄道（今临洮）县县长、甘肃省代理秘书长、甘肃自治筹备处处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中央考试院委员等职；建国后，又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甘肃省第一届常委会委员、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副主任等职。符川康健民，一九三二年参加刘志丹、习仲勋和吴岱峰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六军骑兵团连政治指导员、代团长、团长，红一军团骑兵团副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三队副队长、队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骑兵旅旅长，绥远绥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骑兵旅旅长，第一野战军骑兵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兼河北省石家庄卫戍区司令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1月18日在银川病逝。以上均是河州难民后代中最杰出的人物。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西巩驿，在我们家乡住了二十天。当地两大户水家、陈家（土改时成分均划为地主）均逃往兰州。红军在梁家花沟成立了农会（抑或是苏维埃政府），由车路沟社外号叫“丑爷”的康三福任主席，带领红军在本地闹革命。后来，红军分别向西面的肖家川、北面的柴家门方向走后，水家、陈家返乡，配合当时的省政府善后组织，对康主席暴打一顿，革命之火被暂时扑灭（这段历史可能由于资料缺乏，没有收入本地党史。建议当地党史办予以调查记载）。1946年10月，中共平东工委联络员在西巩驿发展董应清、水应祥、水归宗（均属河州人）为地下党员。1948年7月，成立了西巩驿地下党支部，从此，地下党开始在西巩驿开展有组织的活动，这里成为安定区最早开展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地方。
　　历史“总被雨打风吹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经过140年的繁衍生息，如今，河州逃难人的后代在各条战线正在创造着辉煌的业绩。相信，他们如河州汪家沟的大榆树，扎根厚土，枝繁叶茂，永远是黄土地上一道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