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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昨天向社会抚养费制度漏洞发起冲击，并获各地媒体广泛响应。
　　南方都市报今晨头版头条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以及三方反馈：《“超生罚款”到底有多少？审计署回应：并不掌握社会抚养费的底数；卫计委回应：要求各地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新华社评论：不清不楚的账目掩盖了什么》。
　　前两段官方回应也是来自电稿：“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4日晚回应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有关问题……姚宏文说，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法可依。且应当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管理……社会抚养费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社会抚养费的收入没有对应的支出科目，也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审计署有关负责人昨日称，已于9月3日收到律师关于社会抚养费的信息公开申请，审计署将依法依规办理。审计署8月30日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会议上已提到，过去几年，由于民生资金和项目涉及面广、使用分散，受审计力量和技术方法的限制，对资金额相对较小、使用较为分散、涉及特定地区或特殊人群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社会抚养费、扶贫资金等未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
　　新华社评论被南方都市报摘录出三段要点：“特殊的人口国情，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考虑到相对公平性以及在基层实施的可操作性，征收社会抚养费相对比较公平合理，也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各地实际征收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逐渐沦为‘糊涂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真相被一些地方紧紧捂在手中，疑问必将在公众心中持续发酵。‘以罚代管’如果引发权力腐败，久而久之，政策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将深受影响”；“让数目庞大的社会抚养费公开透明，重要的是稳步推进改革的智慧和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勇气。当下，决不应允许社会抚养费成为‘糊涂账’。惟其如此，才能让政策和制度长久取信于民，赢得理解”。
　　或许是嫌新华社的口气还不够坚决，南方都市报再发自家社论，高呼《理清社会抚养费这笔“糊涂账”不容商榷》：“关于社会抚养费去向的追问，必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一方面，‘单独子女二胎’政策放开的氛围日趋浓厚，这使得有更多的学者、民众开始有理由检讨此前以‘行政性收费’的名义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而撇开征收合法性的讨论，此一部分财政收入的用途又充满了神秘：从计生部门到审计署，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或者是愿意把去向说明白。相对于前者，后者的理由避开了讨论的禁区，而成为舆论集中炮轰的目标”。
　　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情况略微知情者，都不会对这笔“糊涂账”的存在感到任何一丝的惊讶，而且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计生工作是一项更依赖执行的工作，一旦计生政策上升为国策，执行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如何去调动基层计生系统人员的积极性，一定是需要各种奖惩激励的保障。这其中，计生工作的一票否决制是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存在，而返还社会抚养费则以奖励措施呈现在现行的官僚体系内。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基层计生部门的存在实际上已经相互绑定，成为一个固定的利益格局”。
　　昨天中午，@新京报用“图个明白”作为栏目名称，叹息“社会抚养费花哪儿了？审计署也不知道……”，看上去就很像绝妙的对比讽刺。今晨，这家报纸选用的主要是另一篇新华社电稿《“神秘”的“超生罚款”》，文中追记律师发起信息公开申请之事：“今年7月，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致信31个省份的计生、财政部门，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预算等相关信息。吴有水只收到了17个省份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共计165亿元。其他14个省份或不予回复，或直言不能公开。至于支出情况，没有一个省份愿意公开。就19家省级计生部门、12家省级财政部门未在法定期限内公开社会抚养费信息，吴有水已致函国家人口计生委和财政部，提起行政复议。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溢智说，那14个未回复或不公开的省份肯定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因此他们14名律师联名致信审计署，申请信息公开，询问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是否属于审计事项”。
　　于是，以“无一省份愿公开‘超生罚款’支出情况”为标题，新京报强调“记者调查社会抚养费征收乱象，存不开票据、私自议价”：“‘对计生部门而言，有两个互相‘打架’的任务指标：一是人口控制指标，二是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吴有水说，一些地方为了多收钱而鼓励超生，村干部可以拿提成；一些地方不按标准征收，搞‘降价促销’。近日，河南西平县一场意在清查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情况的活动，暴露了当前基层计生工作中存在的‘收钱放生’、不开票据、私自议价等乱象”。
　　“去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社会抚养费疑遭计生部门挪用，15名学者建议废除”——京华时报更是提及一年前的旧闻。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发稿称，在那份寄往全国人大的《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中，矛头之一即是社会抚养费制度：“取消或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不仅体现了对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保护，还能避免现行社会抚养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社会抚养费在基层政府变形手法不断。诸如基层计生部门挪用抚养费，填充乡镇财政，甚至以入账、不入账形式贪污；还有一些计生人员利用抚养费寻租”。
　　不仅借用新华社火力向社会抚养费制度发起挑战，京华时报还自配头条评论《社会抚养费不能成糊涂账》：“面对问题和质疑，更需要向公众交出‘明白账’。资金去向具体是哪些？收支两条线是不是严格落实了？放水养鱼、钓鱼执法等现象是不是得到了有效治理？这些资金在各地到底是如何征收、使用、管理的？只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给出明确而详细的答案，才能解开公众心中的问号，也为社会抚养费的健康运行把准脉、找对路”。
　　看着新华社带领中国媒体声声质问“超生罚款”都用到哪儿了，梁建章应该会感到欣慰。作为携程网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这位富豪在工作之余更醉心于倡导人口政策改革，为此，他特意在微博账号名字中加上了“关注人口问题”的后缀，留言中也几乎全是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焦虑：“中国人一度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如今不到五分之一，而我们的新生儿仅略过世界的十分之一。即使立即全面放开，若不强势鼓励生育，至本世纪末将降为几十分之一。如果一个政策太过荒唐，尤其代价巨大，人们反而难以相信它会是错的”；“人口多并不表示一定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科斯认为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他听过的最奇葩的政策，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最终会破坏经济”。
　　周一，从新京报处得知“14名律师致信国家审计署追问社会抚养费去向”后，已经成为中国人口问题领域最重要民间意见领袖的@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又是第一时间转发，并且还为“姚明若超生得交10.8亿”的说法，流下一滴冷汗：“计生委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姚明超生一个孩子，难道这个孩子会占用价值10.8亿元的‘社会公共资源’？”
　　是新浪昨日专题《神秘的“社会抚养费”》让梁建章生此感慨。这家门户的编辑公子北开宗明义，“难以服众的收费理由——到底是谁抚养孩子？”：“湛江市的英语翻译何亚福曾专门写了一篇《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文中他连提十大质疑：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丁克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为国家节省下的那部分‘社会抚养费’，国家是否应该返还？农村家庭有一儿一女，先生女后生儿，就不算‘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但先生儿子后生女儿，为何就‘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投资者报》助理总编辑勾新雨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抚养费本身的理由就不成立，中国又不是像北欧那样的高福利国家，甚至不像俄罗斯等国家，对小孩都有奶粉等补助，中国的小孩绝大部分都是家庭自己承担抚养支出的，政府既没有尽到社会抚养的义务，社会抚养费又从何而来’”。
　　要求有关部门扪心自问“这个社会到底抚养了普通民众多少”之后，新浪还要指出，收费效果其实是“变相鼓励超生”：“在高昂的‘社会抚养费’的威慑下，部分有财力的中产阶级，纷纷选择出国或赴港生子……没钱出国的人们纷纷自动选择到人均收入很低的农村地区去缴纳‘社会抚养费’，这给了地方基层计生部门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只要有钱，总是能生的，但若没钱，要么让生下来的孩子沦为黑户，要么连孩子出生的机会都会被血腥剥夺，这里面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惨烈故事，我们不忍再提”。
　　结尾处，公子北又提到了那个只要一谈计生话题就会被痛斥的群体：“正如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所指出，每当提到人口政策改革时，必有反对的声音，其中主要以党政官员为主。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报道曾透露，‘单独二胎’政策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理由大致相近：人口突增，不利于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等很多问题的解决。对此顾骏表示：想当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进何其迅速，如今退出却何其艰难，原因之一在于政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20年后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能让有关部门和官员放弃嘴边的奶酪，而对‘单独二胎’高抬贵手吗？”
　　最终，还是刘洪波老辣。通过成都商报专栏，他一语道破：社会抚养费是否绑架了计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