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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石窟寺，位于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是北魏泾州境内众多的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之一。现存5个洞窟，均坐北向南，开凿于白垩纪红砂岩上。南石窟寺创建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与北去45公里的庆阳北石窟寺合称为“陇东石窟双明珠”，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南北石窟寺是由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南北呼应的姊妹窟，两窟均以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得名。
　　奚康生是北魏的权臣名将，曾出任过南青州、华州、泾州、相州刺史。《魏书·列传》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又“向信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南石窟正是他任泾州刺史时所建。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奚康生奉诏讨伐泾州沙门刘慧汪起义而出任泾州刺史；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十一月，“诏奚康生、李崇治兵寿春”而终止任期，前后共3年时间。在这短短的3年之内，奚康生几乎动用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经过千百名能工巧匠穷年累月的劳动，终于造就了南、北石窟寺这两座佛教艺术的殿堂。正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所说：“命匠呈奇，競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奚康生一面以武力镇压农民的反抗，一面又大肆凿石窟，倡佛事，这既是当时社会尚佛的反映，又是武力镇压后对百姓的安抚之举，同时也是由于奚氏因杀戮过多，惧怕“天谴”，故以敬佛来求得心灵的解脱。
　　另外，北魏晚期临朝听政达13年之久的胡灵太后(魏孝明帝之母，安定临泾人氏)及胡氏家族其他成员对于佛教的崇信也会给家乡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以相当大的影响。
　　1963年，南石窟寺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泾川县多次对南石窟寺进行了修缮，并修建了南石窟寺大桥，使南石窟寺得以较好的管护和建设。
　　[寺院胜景]
　　主窟的营造形制
　　南石窟寺5个石窟从东往西一字排列，1号为奚康生所凿魏窟，是南石窟的主体；4号是唐窟；2、3、5号已成空窟。
　　南石窟1号窟高11米，宽18米，深13.2米；窟顶为覆斗式，方门，门上设明窗。门外有经后代补塑的二力士立像，显得气势恢宏，浑然一体。在约238平方米的洞窟内，沿窟壁于东、北、西三面雕有高约6米的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七世佛立像，每尊立佛两旁各塑有3.5米高的胁侍菩萨一尊，南壁窟口两侧，各有一尊高5米的弥勒菩萨坐像。这种形制和造像内容与庆阳北石窟今编号165窟基本出自一个模式，唯石窟规模略小而辅助造像亦略少于北石窟。 (more…)

　　9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在中国有类似于等同于人大立法的效力，将于9月10日起施行。有媒体评论这是对现行刑法的“亵渎”。
　　最新的司法解释，将最近的网络谣言治理运动的大抓捕合法化，并以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了空前严厉的入刑标准。虽然这份司法解释显然代表了执政党的最高层的意志，但周一的《经济观察报》仍然勇敢地刊发评论，认为匆匆出台的司法解释，是对现行刑法的“亵渎”，也是对广大使用信息网络的民众的“威胁”。
　　对这份对网络言论空间严厉的司法解释，周一网上批评声浪不断，更多地集中于网络点击五千次，转发五百次这样的技术细节。
　　晚间，《经济观察报》旗下的《经济观察网》刊发资深媒体人陈杰人的长文，对其提出了系统的批评。
　　陈杰人认为，这份匆匆出台的司法解释，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景之作”，它对立法原意的突破和随意扩大犯罪范围甚至不惜以类推的方式来确立犯罪标准，是对现行刑法的亵渎，也是对广大使用信息网络的民众的威胁。
　　首先，他认为，这个解释所规定的“点击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的犯罪标准过于草率。其次，是解释中对刑法有关诽谤罪公诉标准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规定了七个标准，“语焉不详，无法操作”。
　　陈杰人提出，即便确实认为在网上起哄应以刑事规制，也应该由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来扩大解释。陈杰人指出，为什么这次解释硬伤重重？皆因这次解释出台的背景有严重的政治化色彩。在这次公安部主导的“净网行动”中，警察违法类推，有扩大化抓人之势，而两高作为法定的制衡机关，不仅不坚守法律底线，反而为公安机关“背书”，这种政治化的司法行为，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也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准则。
　　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应该尽到立法者的责任，主动审查并否决这份严重僭越立法权的违法解释，或者由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要求废止这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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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政治现象，仅凭意识形态站队，简单容易，但政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当逻辑的解剖刀条分缕析时，现象之下的本质，往往呈现出更深长的别样意味。
　　重庆模式：光鲜而残酷的政治秀
　　济南的故事，还需从重庆说起。
　　毋庸讳言，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行为指向的是更高的政治地位。这种积极、公开的政治竞争姿态在中共体系中前所未有，而红歌与共富则可看作政治竞争的口号。
　　具有号召力的口号必须有现实性与差异性。薄清醒认识到底层民众对平等、均富的渴望。共富口号反映了重庆乃至全国的现实矛盾，同时也是对当下的一个差异。现实性根植于愤懑，而差异意味着改变与竞争，一如奥巴马喊出了“Change”。
　　与此同时，口号还须有合法性与道统性。红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不再出现于日常政治话语，但却是红色江山的“命脉”所在，“贯穿前后30年”，于是，毛时代的“红歌”就成了唯一可用的政治资源。
　　个人经历、出身、世界观肯定会影响对口号的选择，但更大程度上，现实性，差异性，合法性与道统性的过滤之下，“共富与红歌”是工具理性之下的唯一选择。这也正是薄和毛派的区别。至于自由派，既不能立竿见影带来经济上的改变，政治风险也更大。
　　公允地看，红歌和共富，既有对过去极权的继承性，也有面对民意诉求的先进性；既有乌托邦式的公平，也有西方福利主义的影子——重庆模式在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性，不正是民主希腊模式的崩溃？
　　政治竞争立即带动了重庆的改变。当下的中国，已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信息孤岛，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之下，民众的声音被放大，反过来对竞争者产生政治压力，并向下传递，逼迫基层部门供给更多的公共品。交巡警平台、治安、廉租房、绿化等等，皆出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竞争不但直接从民间汲取力量，而且反过来逼迫出更好的公共品。而当政治竞争态势消失，深受好评的交巡警平台也在科层阶层的抵制下，立即烟消云散。如果说是缺乏经费，那么，治安难道不是政府最最基本的职能？
　　所以，重庆模式中的民生好处，其真正的逻辑起点、政治推力在于竞争政治之下的民众获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然后，自下而上的多元博弈中获取更高的福利。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地、一人的结果，而是源于整个中国民权发展的大背景。 (more…)

　　对于政治现象，仅凭意识形态站队，简单容易，但政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当逻辑的解剖刀条分缕析时，现象之下的本质，往往呈现出更深长的别样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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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的故事，还需从重庆说起。
　　毋庸讳言，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行为指向的是更高的政治地位。这种积极、公开的政治竞争姿态在中共体系中前所未有，而红歌与共富则可看作政治竞争的口号。
　　具有号召力的口号必须有现实性与差异性。薄清醒认识到底层民众对平等、均富的渴望。共富口号反映了重庆乃至全国的现实矛盾，同时也是对当下的一个差异。现实性根植于愤懑，而差异意味着改变与竞争，一如奥巴马喊出了“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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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竞争立即带动了重庆的改变。当下的中国，已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信息孤岛，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之下，民众的声音被放大，反过来对竞争者产生政治压力，并向下传递，逼迫基层部门供给更多的公共品。交巡警平台、治安、廉租房、绿化等等，皆出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竞争不但直接从民间汲取力量，而且反过来逼迫出更好的公共品。而当政治竞争态势消失，深受好评的交巡警平台也在科层阶层的抵制下，立即烟消云散。如果说是缺乏经费，那么，治安难道不是政府最最基本的职能？
　　所以，重庆模式中的民生好处，其真正的逻辑起点、政治推力在于竞争政治之下的民众获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然后，自下而上的多元博弈中获取更高的福利。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地、一人的结果，而是源于整个中国民权发展的大背景。 (more…)